[本文是修讀中國文化碩士課程的一科「中國電影與社會」的一篇功課，完成於2012年12月21日。]
《詩．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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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香港助學慈善組織苗圃行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多次放映一部中國電影《鳳凰琴》， 一方面作宣傳和籌款，另一方面也讓香港市民透過電影來了解內地貧困山區及農村教育(下簡稱「山村教育」)面貌。 筆者由於參加苗圃行動的義務工作，所以在香港的戲院觀看這部電影兩次以上，留下深刻印象。然而，當時限於對內地情況認識不多，僅透過電影去了解內地山村教育艱難情況，其中有關民辦教師「轉正」的問題，沒有作深入探討。這十多年來陸續有觀看內地攝製的農村教育電影，筆者仍然認為《鳳凰琴》電影反映的山村教育問題最為深刻。
電影劇本是根據作家劉醒龍(1956- )同名中篇小說《鳳凰琴》改編。山村教育問題，既引起了作家們注意，同時引起關心青少年成長的社會各界人士的注意，為救助失學兒童而發起的「希望工程」是九十年代內地極重要的公益慈善項目。 九十年代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1932-
)在2003年退休後著書，談及電影《鳳凰琴》對推動教育官員加快民辦教師轉正的助力。 可見電影在當代中國起著「動之以情」的推動變革作用。
中國地大人多，各地差異大。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要推動社會發展變革，並非易事。本文嘗試討論電影《鳳凰琴》所反映的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繼而討論文藝小說、電影、慈善公益、與政府之間，在推動社會發展上的互動現象。
導演何群(1956- )說有外國人看不懂《鳳凰琴》， 香港人也不易明白電影的民辦教師盼望轉正問題，筆者嘗試整理一文，簡介中國義務教育發展狀況和民辦教師的源流演變，見本文末〈附錄一〉。
二、
電影《鳳凰琴》概況
電影《鳳凰琴》拍攝於1993年，由何群導演，天津電影製片廠及瀟湘電影製片廠攝製。故事講述高考落榜的張英子(劇雪(1968- )飾)，經由「鄉教辦」的舅舅萬主任(修宗迪(1939- )飾)安排，到一間大山深處的界嶺小學做代課教師。界嶺小學校長余長明(李保田(1946- )飾)、副校長鄧有梅(馮謙飾)、教導主任孫四海(王學圻(1946- )飾)正面對辦學經費不足、學生輟學、村幹部拖欠工資等困擾，更盼望早日由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俗稱「轉正」)。是一部深刻描寫山村教育的現實電影。
導演何群撰文介紹拍攝電影的經過，最先是編劇楊海波向他推薦小說《鳳凰琴》，力邀何群執導。 何群自稱要平實自然地講故事，拍這影片有三個原則：「一、不違心地歌頌，也不粉飾現實；二、人物幹的是人事，說的是人話，真實自然；三、尊重觀眾，與觀眾平等交流。」 應是針對「主旋律」電影的弊病而言的。
本電影獲得最佳電影、最佳劇本、最佳男演員等多個獎項， 又被電影界列為新中國成立50年的百部優秀影片之一，編在《新中國百部優秀影片賞析(1949-1998)》書內。
香港《明報》1996年12月5日一篇報導，講述湖北一位民辦女教師何潤菊由1963年開始在家鄉建始縣落都公社元寶大隊做民辦教師，連續33年，至1996年時每月工資僅73元。期間何老師因為沒有時間好好複習，失去了考公辦教師的機會。元寶小學條件太差，年久失修，何老師每年要貼錢維修校舍和課室書桌。也因學校條件差，上面調來的教師幹不了幾年便走了，只有何老師堅持下來。 參照真人真事個案，可知《鳳凰琴》所描寫的民辦教師生存狀況，是十分真實的。
三、
電影《鳳凰琴》反映的時代問題
電影《鳳凰琴》由女主角張英子旁白開始，帶領觀眾走進大山深處的界嶺小學。故事前半段以簡約的情節、對白、實景等，交代了山村學校資源匱乏境況，如一名教師需教兩個班級；學生因家庭貧窮原因中途輟學；教師要動員農民讓子女上學(稱為勸學)；教師工資被村幹部拖欠了九個月；校長照顧十多名學生在校住宿和膳食；學校升旗禮沒有音響設備，由鄧有梅和孫四海兩位教師用口琴和笛子吹奏國歌；教師向鄉教辦萬主任打聽有沒有轉正名額，盼望成為公辦教師等。張英子在宿舍發現一只鳳凰琴，作為伏線，至電影尾段帶出十多年前萬主任原是民辦教師，與余校長妻子明愛芬(張建新飾)爭一個轉正名額的故事，再奏出民辦教師的悲歌。
電影的一個高潮，也引起很多影評討論的，是張英子到縣教育局舉報界嶺小學教師弄虛作假的劇情。大多數論者同情余校長等三位民辦教師的作假行為，是為了爭取農村義務教育和掃盲工作獎金，用來維修學校，讓學生在冬天免受寒風侵襲。 然而，評論者更應指出做成作假的背後原因，是教育制度和政策上的疏漏，客觀上是教育部門對邊緣山村學校和老師的漠視。
需知一鄉之下有多個行政村，一間村校的校長出於善意而虛報入學率和輟學率，其他村校校長能不仿效嗎？如實地向縣教育局反映，反可能惹來上級批評工作不力，把全縣教育事業未能普及的責任推在老實的校長教師身上。上級政府教育部門來檢查，各村校作假，則所得情況是虛假的，統計數字是誇大的。層層上報，由鄉至縣、至省，最終匯總至國務院教育部，高層官員所獲得的資料有多少「水份」，實是難以判斷了。若據此向外界宣佈國家的教育成績，又如何有說服力？是以，《莊子》一書批評兩牧羊人丟失羊隻，不論其原因是為了讀書或遊樂，結果都是失職，是尖銳而深刻的反省。 因為善而作假，故然要糾正；做成好人被迫作假的制度缺失，也要改革。
電影拍出了村民尊師重道的傳統價值觀，學生家長(老百姓)樂意幫忙解決教師生活上的困難，如學生葉碧秋的父親為張英子造灶台，讓張英子能在宿舍煮食。其他學生家長義務幫三位教師做農務等。再看教師請村長(馬恩然飾)和會計(李建義飾)來吃飯飲酒的一幕，反映了村幹部拖欠教師工資不以為恥，又有權扣留上級政府下撥的教育獎金，不重視教育。教師對著村幹部要低聲下氣，爭取村幹部同意把獎金全數交給學校做辦學經費，不能把關係弄僵。這是故事，現實情況未必村村如此，應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態度處之。
影片結尾是校務會議上，三位教師把轉正名額讓給張英子，余校長說：「我們希望你將來出息了，不管走到那裡，不要忘了還有一個叫界嶺的地方，那裡的孩子上學還很困難。」語言平實，卻使人感動。數天後張英子收到縣政府通知，到師範學校進修，離開界嶺小學。暗喻張英子完成進修後，將不會回界嶺原校任教，留在山村小學的教師仍然是民辦的。
導演何群說，把劇本的降旗儀式全部改成升旗，「如果我們自己都看不到希望，這個民族就太可悲了。」 許多評論都對笛子和口琴合奏國歌的升旗儀式留下深刻印象， 前國家副總理李嵐清說：「電影中的幾個場面我至今還記憶猶新，如學校沒有音響設備，每天升國旗時要由老師用笛子吹奏國歌。」 儀式使參與者心境變得莊重和尊敬。升旗儀式成為了山村民辦教師的精神支柱， 身處大山深處被遺忘的角落裡，是儀式賦予這受忽略的工作一份莊嚴感，民辦教師為農村以至為國家培育下一代的使命，藉著升旗儀式變得神聖。如劉醒龍說：「文明的堅守傳播，不是自生自滅的野火，而必須是世代相傳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滅。」
四、
原著小說《鳳凰琴》與電影
電影的成功，與小說原著深刻反映民辦教師問題有關。作者劉醒龍是湖北黃崗(現團風縣)人， 一歲時隨父母移居英山縣。 英山縣位於湖北省東北部，大別山主峰南麓，位處鄂豫皖三省邊境的腹地，是一個集老區、山區、庫區為一體的國家級扶貧縣。 劉醒龍跟隨父母在大別山腹地成長、受教育和工作，1973年高中畢業，在英山縣當工人。 1984年在《安徽文學》發表第一篇作品《黑蝴蝶，黑蝴蝶…》。翌年調入英山縣文化館。 1992年在《青年文學》第1期和第5期上發表中篇小說《村支書》和《鳳凰琴》，引起轟動。 他創作的農村題材小說，是與他的成長和受教育的農村環境有關。 他接受訪問時說：「因為，我看得見，如果沒有那些可以被後人認為是水準不高的鄉村教師哺育，那個時代的鄉村心靈只能是一片荒漠。」 及「在如此惡劣的環境裡，人將如何實現他的價值？…他們的價值幾乎無人看重，但他們的生命卻閃爍著質樸的光輝。」
電影對原著的最大改動，是原著的主角男生張英才改成電影的女生張英子。有評論說：「除了使影片在角色的性別分配上顯得更有變化、更豐富之外，主要是提供了一個外來的視角。」 由男角改成女角，加強了張英子與學校三名教師的距離感，也顯出山村教師無分性別。影片中教師請村長和村會計在學校飲食這一幕，更具有戲劇性。會計鬧酒瘋要調戲女村民王小蘭(金順子飾)，羞辱孫四海，張英子氣憤之下說：「你不是要女人陪你喝酒嗎，我陪你喝！(接著一口喝了兩杯白酒)誰不喝誰孫子！」更突顯張英子作為一個外來女青年，有在鄉教辦的舅舅的人脈關係，村幹部不敢欺負。這份抱打不平的性格，為張英子後來向縣教育局告發余校長三人弄虛作假的劇情留下伏線。
有評論者說影片較之原著，在直面的勇氣與力度上都大為遜色。 導演何群說：「這次是創作選擇了我，劇本不是我自己找的。」 楊海波說：「無論是我，還是何群，都未想過得獎的問題，我想得最多的是怎樣使這部影片在電影市場上賣回本來，何群想的最多是怎樣拍得令觀眾能看下去。」 劉醒龍說：「電影著力表現中國基層教育存在的病痛。小說則是抒發中國最底層、最初級的知識份子們，以滴水之功穿透頑石的人格偉力。」 作者認為電影未能把握到原著的神髓。北師大學者尹鴻說：「觀眾對中國教育早已從報紙上知道很多，但是，第一次影像上感受到現實，對觀眾有很大的吸引力。」 筆者意見是，這影片是感人的，然而看電影有不明白的地方，看小說則更清楚細緻，情節更細膩。電影有繪影繪聲的優勝之處，直觀地讓觀眾看見一所破舊學校，座落在深山之中，看見衣著樸素的教師和學生上課，以笛子和口琴合奏國歌的音效和影像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劉醒龍接受訪問時談到，有同行作家告知，在西北他家鄉的鄉村教師們人手一冊《鳳凰琴》，「那些困難得不知道什麼叫困難的老師們，將《鳳凰琴》當作經書來讀。」 劉醒龍在九十年代曾獨自在三峽行走，遇上一位18歲剛從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在一座設在古廟的小學裡任教，這年輕教師十分激動地告訴劉醒龍，在年青人到師範學院報到時，學校讓所有新生集體觀看《鳳凰琴》，到畢業的前一天，所有畢業生又一次集體觀看《鳳凰琴》。 小說和電影在教育界的不同環境中都發揮了正面作用。可見在九十年代，電影和小說《鳳凰琴》在內地的社會影響深遠。
中國式寓言故事講究意在言外，故事說完了，問題反映了。知雄守雌，毋批其逆麟，游刃有餘以全生。 像山水畫的留白筆法，問題的成因和解決方法，留待讀者和觀眾去思考探索。
五、
小說、電影與社會公益
小說《鳳凰琴》還有一段小插曲，是電影省略了的情節。省報發表了張英才(即電影中的張英子)的〈大山．小學．國旗〉文章後，學校收到一大麻袋的信，從全省各地來信慰問，「當中有二十多封信是說要和界嶺小學一道開展手把手活動。張英才不知道什麼叫手把手活動，余校長就解釋，這是團中央一個什麼基金會搞的，富裕地區的學校幫助貧困地區的學校的活動。」 小說內所說的基金會，應是中國青基會，於1989年3月由共青團中央發起成立。 1989年10月發起「希望工程」，小說雖然沒有正面寫希望工程，也側面地寫出了社會人士的同情心及公益理念。
電影編劇桔生撰文說，為電影爭取社會支持，和「希望工程」聯繫，得到希望工程支持，在宣傳及其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國青基會內部刊物《希望工程簡訊》報導首屆「希望工程園丁獎」頒獎大會暨電影《鳳凰琴》全國首映式在1993年9月10日舉行，翌日副總理李嵐清接見園丁獎教師代表，表示嘉許勉勵。 這次活動反映出電影與公益合力，形成更大的宣傳效果。有一則報導說《鳳凰琴》攝製組將部份稿酬一萬元捐給希望工程，為《鳳凰琴》又添了光彩。 有學者說中國農村教育體制還有弊端，建立希望工程使教育事業發達起來。 中共理論刊物《求是》發表一篇影評說觀眾會對中國教育問題和希望工程的意義加深認識和理解。 社會人士談論這影片時很容易和希望工程相提並論。
九十年代中國青基會發起公益項目「希望工程」，全國各省區相繼成立省級青基會，地方共青團有幹部專責希望工程項目。省級和地級地方官員表示在實施希望工程後，政府加強了對教育工作的重視。
香港電影製片人施南生(1951- )在1992年把助學信息帶回香港，發起「希望工程—人人有書讀助學計劃」， 香港演藝界人士積極響應，引起港人廣泛注意，捐款助學，影響深遠。苗圃行動和香港其他助學組織因而湧現。 本文開首以苗圃行動曾多次放映《鳳凰琴》作宣傳籌款，也是公益與電影互動的實例。香港人重視以身體力行方式，到內地山區實地探訪學校，與師生交流，除了改善教學環境外，也讓山村教師感受到外界的關心和支持。
所以，除了政府行政部門外，來自社會各界的捐資助學活動，也是促進農村教育發展的一大助力。
六、
國家領導人借電影達到動人以情的效果
前國家副總理李嵐清在退休後寫成的兩本書裡，都談到與電影《鳳凰琴》的一段交情。李嵐清在1994年到江西吉安考察農村學校， 走進一間破舊小屋，與50歲左右的胡老師交談，知道胡老師工作了17年，還是民辦教師，只有每月56元的生活補貼。李嵐清感到心酸，說文革已過去20年了，非下決心解決民辦教師轉正問題不可了。於是想起電影《鳳凰琴》，特意安排中央電視台播放這電影， 又借中央開會之機， 請各地方官員觀看這電影，及推薦中央領導觀看，還把電影錄像發給各省區主要負責領導，而且寫信給他們，希望抽空看一看。以統一思想，各級黨政領導同下決心解決民辦轉正問題。 李嵐清總結說：「在決策的關鍵時候，在理性可行的基礎上，起到了動之以情的效果。」 1994年《電影評介》刊登的一篇影評說：「《鳳凰琴》是發了『紅頭文件』的，要求『組織各級政府有關部門的幹部、教師、學生、團員、群眾等觀看影片。』」 這是黨政領導自上而下地推動一場精神感召運動，而這種方式有別於毛澤東(1893-1976)時代的政治運動模式。
七、
結語
綜合來說，像劉醒龍的小說作家，和一些實幹的共青團幹部，透過敏銳觀察和實地考察調查，了解了山村教育的貧困面貌。作家們寫小說來反映。共青團幹部發起創辦公益基金會，創立慈善項目希望工程，以社會資源來補救改善。優秀的小說吸引了電影製片人把小說改編，拍成電影《鳳凰琴》。電影感人，又引起國家領導人像李嵐清的注意，呼籲領導幹部觀看這電影，由上而下地推動各級政府正視農村教育和民辦教師生存狀況，加緊推行轉正。在目前中國政治體制下，是一個推動社會變革的溫和模式。
鳳凰琴樂章尚未完結，劉醒龍在2009年發表長篇小說《天行者》，在舊作《鳳凰琴》的故事上再續寫， 還是寫界嶺小學民辦教師的三次「轉正」故事，劉醒龍說：「一次比一次荒誕，也一部比一部疼痛。」 小說是寫實的，在民辦教師限期轉正的關口，有貧困縣(人均年收入只有600元)要教師繳交萬元去參加「上崗培訓班」。 在民轉公的國家任務完成之際，還有一些貧困山村，教育的重責繼續由「代課教師」接力。
教育事業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過去的一百年也是中國政治、民生等全面急劇變革的大時代。2012年8月起，中國教育電視台播放一輯共30集的大型文獻紀錄片《圓夢百年—中國義務教育紀實》，紀錄中國過去百年在義務教育事業上的努力與波折。 在推動社會發展上，除了政府施政外，加上文藝、電影和公益等的助力，可形成良性互動。
鳴謝：
香港南方影業有限公司借出中國農村教育電影影碟供筆者參考。中國青基會向筆者提供《希望工程簡訊》第135期複印本。筆者曾到苗圃行動會址查閱文件檔案。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參考文章：
何群，〈平實自然地講故事〉，《電影藝術》，北京，1994年第2期，頁68-70。
楊海波，〈從《鳳凰琴》說起〉，《北京電影學院學報》，北京，1995年第1期，頁65-68。
桔生，〈為信念而工作--《鳳凰琴》創作總結〉，《電影通訊》，北京，1994年第1期，頁8-10。
于敏、尹鴻、邵牧君、孟得后、周思源、童道明、賈磊磊，〈《鳳凰琴》座談〉，《電影藝術》，北京，1994年第2期，頁61-67。
彭云，〈誠實的與不誠實的—影片《鳳凰琴》觀後〉，《電影評介》，貴陽，1994年第9期，頁25。
周俊杰，〈琴聲引起的思索—看影片《鳳凰琴》有感〉，《電影評介》，貴陽，1994年第6期，頁22。
胡徹，〈以真誠直面崇高—從《鳳凰琴》說起〉，《大眾電影》，北京，1994年第4期，頁2。
劉醒龍，〈僅有熱愛是不夠的〉，《當代作家評論》，南京，1997年第5期，頁100-102。
劉醒龍，〈生命之上，詩意漫天〉，《揚子江評論》，南京，2011年第6期，頁1-3。
胡殷紅、劉醒龍，〈關於《天行者》的問答〉，《文學自由談》，天津，2009年第5期，頁127-131。
丁永淮，〈一片充滿生機的青翠草木──評劉醒龍近年的小說創作〉，《文藝理論與批評》，北京，1994年第4期，頁85-87。
周新民、劉醒龍，〈和諧：當代文學的精神再造—劉醒龍訪談錄〉，《小說評論》，西安，2007年第1期，頁61-68。
〈「免費」義務教育百年跋涉〉，《南方週末》(廣州)，2005年11月24日，A05版。
龐守興，〈農村教育三十年大事論略：回眸與反思〉，《集美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卷13期2 ，廈門，2012年4月，頁38-43。
許嘉璐，〈檢查拖欠教師工資札記〉，《人民教育》，北京，1994年第6期，頁6-10。
〈特別報導：代課教師謝幕〉，《周末》(廣州)，2010年1月7日，第3-5版。
參考書目：
中國電影家協會編，《新中國百部優秀影片賞析(1949-1998)》。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9。
小說月報編輯部編，《小說月報—從小說到影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
劉醒龍，《天行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李嵐清，《李嵐清教育訪談錄》。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李嵐清，《音樂．藝術．人生—關於〈音樂筆談〉的講座》。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康曉光，《創造希望—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洪大用、康曉光等著，《NGO扶貧行為研究 調查報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方立新，王汝鵬編，《叩問天人之際—徐永光說希望工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黃傳會著，《托起明天的太陽—中國「希望工程」紀實》。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黃傳會著，《中國山村教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孟旭、馬書義著，《中國民辦教師現象透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附錄一 背景資料：中國義務教育和民辦教師現象簡介
筆者據《南方週末報》特稿〈「免費」義務教育百年跋涉〉作本附錄大綱。 在清末時廢科舉，興學堂，可追溯至1904年清政府頒定〈奏定學堂章程〉。中華民國成立後，即接受義務教育「免費」觀念。然內憂外患，受抗日戰爭及內戰影響，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學齡兒童入學率僅20%。文革前中小學教育有起有落，在農村人民公社(1958年下半年開始)成立後，教育衛生醫療由公社全包，文革期間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農村學校大量設立，民辦教師也大量出現，此時的農村教育雖是普及，教學質量卻低。 1976年後的改革由農村開始，人民公社制度廢除了，激發農民生產熱情，但原本由人民公社負責的教育醫療和水利等公共產品，卻無人提供。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教育改革，農村的中小學校大幅併撤，教學人材迅速回流城鎮，農村的小學入學率和升學率持續下降。
建國後的城鄉分治使中國成為城鄉二元分立的社會，在教育資源的配置上，城市優先的格局根深蒂固。 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是發展我國教育事業、改革我國教育體制的基礎一環。」 形成了縣辦高中、鄉辦初中、村辦小學的分級辦學架構。 直接導致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由農村和農民承擔，城鄉教育兩極分化越拉越大。 中國青基會創辦人徐永光(1949-
)憶述1986年和團中央工作團下基層，到廣西柳州地區考察少數民族貧困縣，其中一條村人口二千多人，解放後沒出過一名初中生，小學輟學率達90%以上。 可見老少邊窮地區適齡兒童失學問題十分嚴峻。
1986年〈義務教育法〉生效，明文規定適齡兒童必須入學，接受九年義務教育。1993年中央政府頒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 提出教育事業發展四大目標，其中兩項是：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簡稱「兩基」)。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開始實施。1994年6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江澤民(1926- )及李鵬(1928-
)均作講話和報告， 動員各級教育官員為實現〈綱要〉而努力。2001年1月中國政府向世界宣佈如期實現「兩基」戰略目標。
從2001年起，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主體由鄉鎮一級上移到縣政府，簡稱「以縣為主」，教師工資由縣財政發放。2006年起推行「兩免一補」政策：就是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免雜費、免書本費、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力爭到2010年在全國農村地區全部實行免費義務教育。
「民辦教師」是在農村中小學任教，「但不具備國家公職人員身份」。 1993年10月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1994年起生效)，沒有明文界定「民辦教師」這名詞。其中第三十一條側面地說：「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改善國家補助、集體支付工資的中小學教師的待遇，逐步做到在工資收入上與國家支付工資的教師同工同酬，具體辦法由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規定」。 以下節錄李嵐清對民辦教師成因的介紹：
「民辦教師」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在「文革」中，我國的教育事業遭到很大破壞，教師的培養工作實際上也停頓了。於是，廣大的農村不得不招收沒有合格學歷的人來補充農村教師隊伍，這樣就出現了一大批「民辦教師」。這些「民辦教師」沒有教師職稱，沒有工資，只有很少的一點生活補助，比正式教師的待遇要低得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採取措施，每年安排一些達到教師標準的「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但因財政困難，「僧多粥少」，能夠安排轉為「公辦教師」的指標很有限，到1993年仍有230餘萬「民辦教師」未能「轉正」。
報告文學作家黃傳會在1993年8月至11月到山東、湖南、貴州、四川、海南等5省21縣考察，走訪一百多所山村學(教學點)，採訪了一百多名山村教師，寫成報告文學《中國山村教師》一書。讀者可透過此書了解各地區山村民辦教師的狀況。
1993年下半年曾發生大面積拖欠教師工資現象，國家教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要在1994年元旦前全部處理解決。至1994年1月底，拖欠的省份還剩下8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派出4個組分赴拖欠最多的4個省，進行〈教師法〉執法檢查。許嘉璐(1937- )負責到湖北實地檢查，並寫成日記在月刊發表。 值得細讀，可增加對國情了解。
1994年6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李鵬發表報告，明確提出要妥善解決民辦教師問題，「合格的民辦教師要逐步經過考核轉為公辦教師，不合格的要予以調整。有關部門要作出規劃，分年度實施，爭取在今後六七年內基本解決民辦教師的問題。教師必須按照編制和資格聘用，不得以代課教師等名義增加教師編制。」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