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初稿撰於 2014年4月16日，於2014年12月14日作補充修訂。 引文以楷體表示。]
一、前言
《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下稱《小說史》)是夏志清(1921-2013)的著名學術著作，1961年在美國出版。[1] 翌年，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在歐洲的漢學期刊 T’oung Pao(《通報》)發表評論長文(下稱〈普文〉)，[2] 對《小說史》猛烈抨擊，指責《小說史》「以教條式的偏狹和無視人的尊嚴的態度來討論學術問題」。[3] 夏志清於1963年作了還以顏色的回應長文(下稱〈夏文〉)，同樣刊登在《通報》，[4] 「抗議把這套僵硬而教條式的科學方法套用在文學問題上」。[5] 半個世紀後，筆者閱讀《小說史》和兩位學術對立的學者的爭論雄文，目的在瞭解和學習他們的研究方法、所依據的理論，作為鑽研學術的參考。本文討論普夏兩人筆戰的四個爭論焦點：一、文學的使命；二、對歐洲漢學家的評價；三、評價文學作品準則和批評方法；四、通俗口語文學。
二、兩位學者背景、和《小說史》成書過程
夏志清，江蘇吳縣人，在上海浦東出生。1942年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跟隨其兄夏濟安(1916-1965)到北京大學，擔任英文系助教。1946年獲獎學金到美國耶魯大學讀碩士和博士，[6] 鑽研西方文學。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1951年由於參與編寫一本介紹中國的手冊(China: An Area Manual)供美國軍方使用，[7] 由此留意中國現代文學，翻查資料發現沒有一本像樣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書籍，「覺得非常詫異。」[8] 故計劃寫一部現代文學史，1952年向洛克菲勒基金會提出研究計劃及申請撥款支持，獲得資助。[9] 從而開始了漫長的十年鑽研和撰寫《小說史》的工作，在閱讀《中國新文學大系》前九冊後，[10] 決定專寫小說史，認為新文學的小說成就最高。[11] 查《中國新文學大系》是一套叢書，1935-36年由上海良友圖書出版，共計十冊。由當時文學界人士編選，按叢書分冊可知當年的現代文學範圍涵蓋小說、散文、詩集和戲劇。夏志清用了三年時間專心做研究，1955年開始執教鞭，繼續撰寫書稿。至1958年完成書稿送給耶魯大學出版社後，出版社邀校外專家評審，而學者評審意見說：「中共…清算了一大批作家，…『百花齊放』運動也沒有好好交代」，[12] 為此，夏志清向哥大東亞圖書館借出全套中國大陸出版的《文藝報》，1959年暑假時細讀，在第十三章「增添不少篇幅。全書該章最長，原因在此。」[13] 《小說史》第一版在1961年出版，書名有副標題 「1917-1957」，即寫至「大躍進」前夕為止。[14] 1971年出第二版時增加三篇附錄，並把副標題(1917-1957)取消。[15] 中譯本依據第二版翻譯，由香港友聯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2001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按「友聯版」再印出版，2012年重印。
普實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著名漢學家。據陳國球的研究和普實克學生高利克(Marián Gálik 1933- )的回憶文章，[16] 普實克畢業於布拉格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又譯為查爾斯大學)，主修歷史，研習古希臘、拜占庭與羅馬帝國史。後來研究興趣轉移到中國，到瑞典和德國學習，1932年獲一位捷克工業家贊助，到中國和日本遊學。[17] 在中國認識了學者和作家如鄭振鐸、郭沫若、冰心、沈從文、茅盾、錢杏邨等，[18] 興趣轉向中國文學，開始研究中國中世紀的通俗文學和現代文學。陳國球指普實克在華期間和不同階層及不同地區的中國人交往，親身體會這遠國的鮮活語言，傾心於中國的口語文學傳統，留意白話文運動以來的新文學。[19] 然後到美國加州大學進修一個學期，學習中國中古通俗文學，1937年回國。[20] 1940年出版其中國遊記《中國—我的姐妹》(Sestra
moje Cina捷克文)。[21] 高利克說普實克目睹法西斯德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殘酷獨裁統治，堅信這暴力政治一定會像中國秦王朝般崩潰。[22] 在四、五十年代，普實克翻譯大量中國文學作品成捷克文，包括《浮生六記》、《老殘遊記》、三分之一的《聊齋志異》、和話本12種等。[23] 1968年發生「布拉格之春」，其後蘇聯軍隊攻佔捷克斯洛伐克，普實克被開被黨籍，禁止進入其創辦的「東方研究所」，直至逝世。[24]
陳國球指出：「普實克的中國文學研究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一是他深受捷克布拉格語言學會(Prague
Linguistic Circle)所繼承的學術傳統影響，具體表現在他從結構系列的角度閱讀文學運動以及其中的文學作品(本文第三節有論述)；另一是他承接了十八世紀末捷克民族復興運動以來的波希米亞浪漫精神」，[25] 是以對中國文學長河流傳的抒情精神有所感應。
三、學者對「普夏筆戰」的評論與分析
陳國球指出「夏普二人可說站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路的開端」。[26] 李歐梵(1942- )說從兩人論爭那時起，「在若干學術會議和各類學術文章的帶動下，西方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取得了相當可觀的發展。」[27] 李歐梵評價普實克及夏志清兩位學者的研究具有紀念碑式的意義，確立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科規範，且以數十年不懈的教學和寫作，做出巨大的貢獻。[28] 李陳兩位學者均肯定普實克及夏志清兩人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天闢地的先導者角色，為後來的學者奠定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基礎。王德威(1954- )稱這場筆戰涵蓋了文學史意識、文學創作的現代性意義、文學批評的功能，指出「這次論戰雖不乏火藥味，但兩位擇善固執的立場和條理分明的論證，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樹立了良好典範。」[29] 王德威繼而指出，因兩人論爭，使二十世紀文學文化史「諸多議題紛紛浮出地表，成為日後學者鑽研的對象。」[30]
近年有學者回顧普夏筆戰，作出分析回應。筆者認為陳國球的文章值得參考。[31] 陳國球分析六十年代論爭時正是國際上美蘇兩大陣營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對立：「我們要明白，冷戰思維及其所寄托的政治言說，在這次論辯中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32] 筆者認為，加上兩人筆戰文章採用的辛辣用詞(如本文開首引用的句子)，反映出兩人針鋒相對且寸步不讓的態度。然而，雙方表明立場及研究方法的理念後，沒有再反覆糾纏於對方的誤解和澄清，而繼續專注研究，這是值得學習的學者風度。〈夏文〉首頁附腳註，稱1963年兩人在美國見面交流，對普實克的誠懇和博學留下深刻印象，只是兩人相識之前〈普文〉已經發表，故夏志清只好與他公開辯論了。[33]
陳國球分析普夏二人爭論的一個焦點：是否有「科學的文學研究方法」。〈夏文〉反駁說：「我懷疑除了記錄簡單而毫無疑問的事實以外，文學研究真能達到『科學』的嚴格和精確，我也同樣懷疑我們可以依據一套從此不必再加以更動的方法論來處理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34] 夏志清不同意以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來作文學研究。陳國球介紹普實克的學術師承布拉格語言學會學派，提出要用「科學的研究方法」，[35] 然而捷克文(和德文)的「科學」一字並非專指自然科學，而是更廣泛的，「由用心致力而獲得的系統知識」。[36] 循此邏輯來看，夏志清以自然科學的Science來理解普實克的批評，是兩套語言的語意差異而引起誤會。
陳國球文章繼續討論普實克科學研究的兩個命題：「客觀真相(objective truth)」和「整體複雜過程(whole complex process)」是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的方法。[37] 陳國球稱普實克的進一步研究，提出重要的論述，然而需留意有想像成份，影響了客觀性。[38] 另一方面，陳國球評論夏志清的研究進路，「其用心經營處都在於個別殊相與具體感應；批評家實證實悟的能力比所依仗的研究方法更為重要。」[39] 陳國球提出「夏普之間，或者『新批評』與『布拉格學派』之間，其實異中有同，都是以『文學之為文學』作為思考的中心；只是前者的文本中心意識比較強，而後者則以文學過程為重。」[40] 對普實克的研究進路，陳國球評析說：由於普實克以中國左翼革命論述為「事實」根據和「客觀」基礎，所作的許多歷史判斷因而失效。[41]
四、《小說史》的意義與不足
夏志清自評其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42] 夏志清的專業是西方文學，且在〈作者中譯本序〉中說阿爾德立基(John W.
Aldridge)編纂的那部《現代小說評論選》(Critiques and Essays on Modern Fiction,
1920-51)，和英國大批評家李維斯(F.
R. Leavis)那冊專論英國小說的《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 1948)，對他很大幫助。[43] 王德威評價夏志清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術路徑，在於「一名浸潤在西方理論——包括當時最前衛的『大傳統』、『新批評』等理論——的批評家，如何亟思將一己所學，驗證於一極不同的文脈上。」[44] 又說夏志清承襲了英美人文主義的「大傳統」，以新批評的方法細讀文本，強調文學的審美意識和人生觀照，並讚譽《小說史》為「歐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作，至今仍為典範。」[45]
《小說史》是為美國(英語世界)讀者寫的介紹中國現代文學書籍，如王德威說：「他(夏志清)在異鄉反而成為自己國家文化的代言人，並為母國文化添加了一層世界向度。」[46] 然而普實克卻提出客觀性的疑問：「研究中國現代與新近代文學的著作無疑格外需要客觀性，因為包括專業漢學家在內的絕大多數讀者由於缺乏對所論問題的足夠知識，無法獨立地糾正作者的判斷；而且，由於作者論述的是中國文學，而不是英國文學、法國文學或俄國文學，這樣就更容易受個人偏見的蒙蔽和扭曲。」[47] 〈夏文〉反駁說：「所謂『客觀』，只不過是指迎合權威觀點。」[48] 雙方筆戰焦點之一，均認為對方的研究不客觀的。
〈普文〉點出了《小說史》的重要疏漏之處，是沒有討論與文學傳統的關係，而這正是普實克研究的課題之一。[49]〈夏文〉開首承認：「我沒有系統研究中國現代小說與傳統文學之間的關係。…我也沒有試圖對現代作家的敘述技巧做對比研究，儘管如普實克的這篇書評長文及其它近期著述中所示，這樣的研究對文學評價活動確有補益。」[50] 也正是夏志清的回答，使讀者可以更清晰認識《小說史》是肩負了開拓學術園地的意義。〈夏文〉說：「作為介紹現代中國小說的開創性著作，我認為它的最主要的任務是辨別與評價。只有在我們從大量可得的作品中理清了線索並將可能是偉大的作家與優秀作家從平庸作家中辨別出來之後，我們才有可能著手對『影響』與『技巧』進行研究。」[51] 出版《小說史》後，往後的學者可有所依據地對優秀的作家作進一步的研究，也方便了學者對不同作家文學技巧的比較研究。有關後來歐美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概況，王德威有一篇綜論，可作參考。[52]
觀察夏志清撰寫《小說史》的緣起，反映出在五十年代，美國(英語世界)缺乏一本介紹和評論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學術書籍。夏志清閱讀的中國書籍，是借用耶魯大學和歌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藏書，還有靠香港朋友幫忙在香港搜購後寄給夏志清閱讀，因五十年代初期香港有翻印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小說出售。[53] 由此可體會夏志清從事這項研究，是十分艱巨的。夏志清晚年接受採訪說：「沒有把晚清和民初的小說專門加以討論，這是全書的缺失的方面。我當時一無所憑，什麼資料都沒有，完全是白手起家啊。」[54]
夏志清的學術專業不是中國文學，而是英國文學。如果他在中國求學時有中國文學的根柢，在美國撰寫《小說史》時，或許會留意到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過渡期，和現代小說與傳統文學間的關係。夏志清在《小說史》簡要地討論民國時期的章回體小說，批評為逃避現實的小說，其題材內容(才子佳人、武俠等)是與歷史上的白話小說傳統一脈相承。[55] 其含意是新式小說是向西方學習，關懷現實社會，與白話小說傳統截然不同的。
後來的學者研究，如陳平原(1954- )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提出：「西方小說輸入引起的對其表現技巧的模仿，與中國小說從文學結構的邊緣向中心移動過程中對傳統文學養分的吸收(通過傳統文學形式的創造性轉化來實現)，這兩者的合力共同促成了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儘管在此中間，『輸入新知』佔主導地位，但不能無視並非無足輕重的『轉化傳統』。」[56] 即現代小說作家將小說創作現代化的同時，中國小說成為中國文學的中心地位，吸收傳統文學的各式文體(笑話、軼聞、答問、遊記、日記、書信等文體)、史傳(記實)、詩騷(抒情)等文學元素，融入現代小說中。
美國學者Anderson(?-1992 中譯名：安敏成)曾在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的1980-82年到中國留學，他於1990年發表著作《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研究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引進西方現實主義，是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晚清救國運動，其次是五四啟蒙運動，引進的原因是現實主義像是最進步的西方美學模式，一方面具有科學精神(scientism)，另一方面則相信成功移植時將能激勵讀者關注和投身到國家社會等重大問題上。[57] 安敏成的研究反映出，引進西方文學理論，可追溯至自清末，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開始的。
另一方面，筆者考慮到耶魯大學出版社收到夏志清的書稿後，即使有校內學者評核，「但三位文學教授都不諳中文」，出版社仍要找校外學者評審後，才決定會否出版此書。[58] 而校外評審報告也看不到中國現代小說與傳統的聯繫的學術命題。反而關注是中共統治下的文學狀況，適足以反映當時美國的中國學術研究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缺乏研究人材，或是從實用主義角度偏向於當時的現實政治與社會轉變的研究。
五、筆戰焦點之一：文學的使命
對新文化運動現象的理解和分析，兩人採取兩種完全不同的立場。普實克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觀分析，認為中國社會發展由封建主義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再進而到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由低級階段發展至高級的「科學發展」必然過程。所以普實克重視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作用，是全盤推翻舊有的封建文學和文化、社會制度。[59] 夏志清不接受，他採用源於英美的自由主義視角，重視胡適推動白話文運動的作用，用白話創作文學，其意義相當於歐洲的文藝復興過程。[60] 〈夏文〉沒有回應普實克對陳獨秀的評價。筆者留意兩人均是運用西方社會發展經驗來詮釋中國社會演變。筆者還想補充一點，新文化運動興起而出現的思潮，除了西方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外，尚有重視傳統歷史文化的精神生命的儒家和新儒學，[61] 三種思潮延續至今。只是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思潮下，儒家和道佛的傳統價值觀念，在現當代的小說裡潛藏不顯。文學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要遲至文革結束後的80年代中後期興起「尋根文學」才開始。[62]
由於普夏兩人的觀點立場南轅北轍，對「文學的使命」的理解截然不同。〈普文〉強調：「文學的確是有社會作用的，作家應該以自己的生活和創作，為他所屬的集團負責。」[63] 接着說：「夏志清一再責難中國作家過於關注社會問題，不能創造出一種不為社會問題所束縛、不為社會正義而鬥爭的文學，事實上，他把這些視為新文學的普遍缺點。…我認為，我們不該指責中國作家將文學作品服務於社會需要，更恰當的做法應當是揭示他們之所以選擇這條道路的必然性，並描繪出決定中國現代文學之特徵的歷史背景。」[64]
〈夏文〉批駁〈普文〉的「文學的使命」觀念，說：「我堅信文學史家應憑自己的閱讀經驗去做研究，不容許事先形成的歷史觀決定自己對作品優劣的審查。文學史家必須獨立審查、研究文學史料，在這基礎上形成完全是自己的對某一時期的文學的看法。對文學史家來說，一位向時代風尚挑戰的、獨行其是的天才，比起大批亦步亦趨跟著時代風尚跑的次要作家，對概括整個時代有更重要的意義。」[65]
〈普文〉提出質詢：「為什麼新中國最嚴謹、最深刻的思想家們紛紛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除了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外，找不到其他的任何方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裡一定存在某些客觀原因。」[66] 不同意《小說史》所描繪的是共產黨的宣傳，或共產黨用盡一切方法來控制文壇，攻擊反對者。[67] 需留意普實克此說有自圓其說的循環論證，即是他判斷沒有走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便不能稱為最嚴謹、最深刻的思想家。
〈夏文〉沒有正面回答普實克質詢：為什麼新中國最嚴謹、最深刻的思想家們紛紛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多年後李歐梵以二三十年代中國人追求「現代性」的思潮來回應：「『現代性』在中國就被寬泛地定義為一種直線發展的時間和歷史意識模式，它以綿延不息的『潮流』的形態，從過去向現在運動不止。『現代性』也包含了對於現在的規定理解，就是把它視為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時代不但史無前例，在本質上與過去各個時期截然不同，而且比它們更加美好，能使人們預見到光明的未來。達爾文的進化思想對於中國的影響，促成了這一新認知的形成。」[68] 當年許多中國人信奉且努力實現的「真理」，現在回望，卻發現是一套還有待實踐檢驗的理想。
普夏雙方的論點針鋒相對，當中涉及兩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即使通過筆戰或對話，也只能是明白對方研究結論的背後所持的觀念，沒有誰說服誰的結果。以這次筆戰為鑑，學術辯論時，當已知雙方持對立的價值觀情況下，盡量以平等對話態度來代替壓服對方的心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避免使用辛辣詞彙。當然，兩篇筆戰文章也反映了兩位的率直真性情，擇善固執，流露出對人世間的愛恨分明、和立場鮮明的價值判斷。
六、筆戰焦點之二：對歐洲漢學家的評價
〈普文〉評夏志清沒有在書中回顧其他學者的觀點：「他的目的是要在中國新文學中發現一個有別於左派評論家和歷史學家所指出的傳統。事實上，他是想對各位作家重做一番評價。他當然有這樣的權利，但如果要這樣做，他必須首先闡述其他作家或評論家的觀點，然後提出自己的觀點加以駁斥。」[69] 〈夏文〉回應說：「然而普實克之所以批評我，恰恰因為我『膽敢』另立起點，運用自己獨立的判斷而全然不理會中國大陸的權威批評家和歐洲少數幾個嚮應這些權威的漢學家。」[70] 這裡的爭論焦點，普實克指出夏志清撰寫《小說史》時沒有論述其他研究者的論點，然後提出自己的論點加以辯論。然而夏志清認為歐洲的少數漢學家的研究僅是嚮應中國大陸文學權威(官方)論述，言下之意，《小說史》已對中國大陸抗日勝利後的文藝發展做了綜論批評，歐洲少數漢學家的研究無新意，不用重覆了。
然而，如本文引述陳國球研究所指出的，普實克繼承克布拉格語言學會的學術傳統，從結構系列的角度研讀文學運動以及其中的文學作品。為展示其研究方法，以示範得出不同於《小說史》的評論，〈普文〉的第二部份「方法的對比(Confrontation of Methods)」以大量篇幅分析魯迅的思想立場、創作意圖及採用的敘事風格、藝術技巧等；[71] 還在第三部份「作家群像(Individual Portraits)」分析茅盾和老舍的藝術手法與創作意圖的關係，來突顯兩位作家的差異所在。[72] 陳國球指出普實克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論文論斷深刻，「遠遠超越了他奉為正朔的中國內地官方文學史論述。」[73] 普實克在1957年發表的論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本文第七節對此文續有討論)，[74] 夏志清撰寫《小說史》時是否留意了？如果閱讀了，是否判斷為「歐洲少數幾個嚮應這大陸批評權威的漢學家」的陳腔濫調？隨著兩位學者走完人生的路，這些疑問已沒有明確答案了。
夏志清稱其採用歸納方法，比普實克的推論方法更「科學」：「無論歷史學家們和記者們對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國說了什麼，只要我們發現自那時起，中國文學確實日益沉悶無活力，那麼我們在對這一時期的文學進行客觀評價時就應當把這一事實納入考慮之中。在我看來，這種『歸納的方法』比之普實克所採用的『推論的方法』要『科學』得多。正是用了『推論的方法』，普實克先大膽地設定了一個時期的歷史圖景，然後去發現適合於這個圖景的文學。」[75] 夏志清點出了推論式研究的陷阱，誠如陳國球指出的，普實克的研究所根據的「事實」基礎有誤，所作的判斷便因而失效了。
在此，夏志清也有將1949年以來的中國文學概況的因素考慮，並非純粹地以讀者角度來閱讀和鑒別文學作品。事實上，與普實克所提出的研究方法，要考慮作者身處的社會環境，有相似之處。普實克分析中國現代文學，強調文學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功能和使命，作家的社會責任等。相比較下，夏志清則更重視政治和社會環境對作家的創作壓抑的負面影響。這裡爭論焦點頗有中國傳統儒道兩家文學觀的影子：儒家傳統重視文學的社會影響和責任，提倡文以載道，普實克與此相近；道家重視人的自由精神，提倡道法自然，反對外在的人為束縛，夏志清與此相近。
七、筆戰焦點之三：評價文學作品準則、和批評方法
在評審小說優劣的標準上，夏志清強調文學標準不分中外：「文學的好壞沒什麼中國標準、外國標準的，中外文學的標準應該是一樣的。我在《小說史》的初版序裡早就說過，作為文學史家，對優美作品的發現與批評，永遠是我的首要工作。」[76]
夏志清在《小說史》批評現代小說作家的思想上的局限：「大部份現代中國作家把他們的同情只保留給貧苦者和被壓迫者；他們完全不知道，任何一個人，不管他的階級與地位如何，都值得我們去同情了解。這一個缺點說明了中國現代文學在道德意識上的膚淺：由於它只顧及國家的與思想上的問題，它便無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檢討個人的命運。」[77] 〈夏文〉再次強調說：「我認為，大多數的中國作家（包括國民黨的宣傳家）都因為懷抱先在的社會改良和政治宣傳目的，而損害了他們在探索現實時的複雜性。在左翼和共產黨作家中，我之所以單單高度評價茅盾、張天翼和吳組緗，是因為他們那些最優秀的作品，就是文學『良心』的明證。憑藉這種文學良心，他們超越了社會改良主義者和政治宣傳家的熱情。」[78] 李歐梵指出，「大部分推行形式理論的『老派』批評家，都具有深厚的歐洲人文主義意識。對他們來說，偉大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必須能夠挖掘精神痛苦的深度，找出人類罪惡的根源，以此重建人類尊嚴。因此，文學閱讀對於讀者而言，無論在精神上，還是道德上，都是一件嚴肅的事情，…」[79]
〈普文〉沒有提出類似《小說史》的評價準則，其研究重點固然有文學的功能和使命觀念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然而在研究文學作家及其作品時，不僅是閱讀小說文本，然後作出批評或賞析。細閱〈普文〉第二部份對魯迅本人和作品的剖析、和第三部份對茅盾及老舍的分析，可從其分析方法上溯其理論依據。如對魯迅的研究，〈普文〉說：
對魯迅的作品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不是孤立和偶然地來看它們的特徵，而是將它們視為魯迅藝術個性統一整體的組成部分，那麼，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對魯迅作品的描述和評價與夏志清的是如此不同，魯迅作品所呈現的普遍特徵和具體特點與夏志清所概括的也是如此不同。各種元素的主次位置是由魯迅的創作意圖決定的，因為魯迅組織並運用這些元素來實現他的創作構思。魯迅的意圖及為實現構思所採用的藝術過程反映了他的哲學觀，即他對世界、對生命、對他所身處的社會的態度，也反映了他同既有的藝術傳統的關係，等等。因此，這些態度的特性是由魯迅的思想個性和藝術個性決定的。我們既然將魯迅看作某個特定社會集團的成員，就應該同時看到他作為藝術家的獨特性。[80]
〈普文〉分析茅盾的現實主義敘事手法與創作目的：
正如我在說明如何評價魯迅的例子中所強調的，要確定作家在語言運用上的差異，文學史家必須考慮到該作家的所有作品，逐漸發現各個成分在作品中的功能。這樣，他就必然能發現茅盾一貫採用了歐洲古典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從而抹去了小說敘事者的痕迹。茅盾組織素材的方式使讀者覺得，似乎作者本人親眼目睹了事件的發生，而不是別人向他描述的。在這種非個人化的描寫中，作者充當了記錄事件的攝影鏡頭，因而需要採用一種中立的語言，即一種確定的文學語言。[81]
從以上引文，筆者感覺到普實克努力尋找作家與作品之間的規律，文學作品顯示出作家的創作目的(意圖)，作家的人生觀、對世界的觀念等，頗有孔子說的「吾道一以貫之」的理念。在普實克的研究理念看，夏志清的小說評論便欠缺系統的分析，「僅滿足於主觀的判斷。」[82]
對普實克的研究理論，〈夏文〉批評為「意圖主義(intentionalist)」：「正是普實克在文學研究中的意圖主義方法，使得他抱怨我『不顧人的尊嚴』；同樣，意圖主義方法也影響著他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解。在普實克的觀念中，文學不過是歷史的婢女。既然他像『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那樣，認為現代中國史只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掃除封建主義餘孽和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並最終贏得徹底解放的歷史，那麼，他對把這一鬥爭具體化的作品倍加讚頌，而對於與這一鬥爭似乎無關，但在其它方面表現了人生真理和藝術之美的作品，卻視為無足輕重，也就無怪其然了。」[83] 對此，筆者認為需要把對立的意識形態與文學研究理論分別出來，混為一談則使爭論焦點糾纏不清。普夏兩位採用的批評文學作品的方法，後來的文學批評學者有兼收並蓄，既閱讀文學作品，又分析作家的創作目的和藝術技巧，例如王德威評析茅盾、老舍和沈從文的作品，便是一例。[84]
普實克研究中國現代小說，論述文學革命的巨大轉變的同時，又提出繼承和發揚了清代文人文學的傳統的論說。而且稱中國舊時代文學兩類特徵：文人為自我消遣的文學創作的文學強調抒情性和主觀性；為普通百姓創作的文學強調敘事性和客觀性。[85] 普實克也提出除了詩詞作品，舊文人的散文作品也有抒情性和主觀特徵。李歐梵指出，普實克認為文人文學的抒情性塑造了五四作家的文學感。[86] 相比下，夏志清開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時，選擇集中研究現代小說，對《中國新文學大系》收錄的詩集和散文，不作研究討論，稱對詩集不合胃口，及討論個別散文作家也不很方便。由此反映，夏志清的文學審美標準重視作品對現實社會的人性關懷，而不重視作家主觀抒情和浪漫主義的作品，對創造社和郭沫若的負面評價，可作佐證。[87]
八、筆戰焦點之四：通俗口語文學
〈普文〉批評夏志清對抗日戰爭時期的左翼作家投身到解放區參加抗戰的精神不做公正評價：「抗日戰爭時期，作家們背井離鄉，從沿海的故鄉撤退到內地，支援抗戰，其中左翼作家佔了大多數。夏志清不僅沒有對他們的愛國情懷做出公正的評價，反而還試圖加以抹煞。」[88] 接着引述夏志清《小說史》評論蕭軍《八月的鄉村》，「以貶損的語氣，談論愛國主義的戰爭文學。」[89] 筆者依據高利克所描述的，普實克在1938年至1945年見證納粹德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殘酷統治，重視那些受壓迫的人民奮起反抗的精神，對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左翼作家及中共作家的愛國文學創作，持尊重態度，對於夏志清說「極為不自然的愛國戰爭宣傳的時期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period
of wartime patriotic propaganda)」，其反感之處可想而見。夏志清後來(1978年)在〈作者中譯本序〉中說：「我對『八月的鄉村』所作的評論，也稍欠公正。」[90] 是夏志清對批評意見有所反省的。
夏志清引述〈普文〉說：「如果忽視了作家所抱的意圖，我們就不可能對他的作品做出公正的評價。」[91] 接著引用「意圖性的錯誤(the
Intentional Fallacy)」概念來批評普實克：「一位作家的意圖，不管它能否給作品以價值，都不能用作『判斷文學藝術成敗的標準』。 因此，作為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我們不能像普實克在其評論中所做的那樣，根據作品的可能意圖而無視其客觀內容來評價文學作品，同樣我們不能因為作者的意圖值得稱讚就『原諒』作品的拙劣。」[92]
固然，我們不能僅以作者的良好意圖來鑒別其作品好壞。查閱〈普文〉的論述，普實克此語是針對夏志清對趙樹理的批評(是第三部分〈作家群象〉，夏志清放在第一部分〈概論〉來回應)。據吳志峰譯〈夏文〉時說明，文內引述普實克文章是依據齊心的中譯(1987年湖南文藝出版社版本)，現翻查齊心譯文節錄如下：
夏只對趙樹理和丁玲的作品作了詳細的評論。關於前者，夏不大能夠領會那些嫻熟地運用了民間說書傳統的作品的特殊魅力。所以趙樹理最初的短篇作品〈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書〉(它們同那時的年畫具有同樣新鮮的民間氣息和吸引力)被他用最輕蔑的詞句進行了否定(第482頁)。他說它們是「強加於公眾的兩篇最無力的短篇小說…趙樹理笨拙和可笑的文體根本不能達到敘述的目的」等等。夏完全無視了創作一種為廣大鄉村民眾服務和使他們認識自己在那發生於身邊之社會變革中所處位置的文學的必要性。這一必要性，趙樹理甚至在毛澤東的延安講話之前就已意識到了，而且他一貫使自己的文學創作服從於這一必要性。如果忽視了作家所考慮的這一目標，我們就不可能對他的作品做出公正的評價。[93]
留意普實克原文是「目標aim」(the aim which the writer had in view)，不是「意圖」。此處〈普文〉應理解為：夏志清不應批評趙樹理的作品為「笨拙和可笑的文體」，因作品的讀者是教育程度低的工農大眾，而這類民間說書傳統在農村受歡迎，並批評夏志清不能夠領會這類民間說書作品的魅力。
如何去理解「魅力」？筆者翻查趙樹理寫的一篇序言，談他的寫作經驗。他自言既是農民出身而又上過學校，覺察有學生腔與農民語的兩種口語，和鄉間父老兄弟談話時若不留心，說了學生腔調，「立時就要遭到他們的議論」，[94] 要設法把知識分子的話翻成農民習慣的語言，這樣成了習慣，寫作上會留意採用農民順當的字眼，如把「然而」改寫成「可是」、「所以」改寫成「因此」。同樣，句子也求簡短多說幾句，不用長句子。群眾愛聽故事，所以增強故事性；愛聽連貫的，就不要講求剪裁而把故事割斷。「至於會不會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藝術性，我以為那是另一問題」，[95] 在此可見趙樹理從實踐中總結和農民群眾交往的經驗，採用農民熟悉的話語，不用西式語法，小說有故事性，才能引起農民讀者興趣。
趙樹理為適應農民口味寫的小說採用簡短句子和多說幾句，夏志清評為「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筆根本不能用來敘述」，[96] 與傳統士大夫式知識分子之視白話章回小說為閒書，僅供百姓消遣，不作文學正宗，有相類似的看法。李歐梵解說夏志清的文學批評準則：「夏先生所追縱、所師從的是英美新批評，而這新批評具有很強的道德意義。…認為小說背後都有很強的道德內涵，要從語言、角色敘述着手找到道德力量。」[97]
趙樹理的寫作經驗印證了學者陳平原的研究。陳平原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出現的現代小說，「不是比古典小說更大眾化，而是更文人化。…更容易為有較高文化修養的知識分子而不是粗通文墨的工農大眾所接受。」[98] 陳平原稱現代小說的作家主體意識的強化，是指向文人文學傳統而不是民間文學傳統。這反映出兩類不同的文學審美趣味，知識分子的文學審美與民間大眾的不同，傳統的白話章回小說的連貫敘事、敘事者全知式視角、和情節為中心的模式，符合民間大眾聽故事的口味。故此，普實克指夏志清「不大能夠領會那些嫻熟地運用了民間說書傳統的作品的特殊魅力」，是一種合理評析，這與〈夏文〉所批評的「意圖性的錯誤」無關。
筆者留意《小說史》對趙樹理的評論，除了批評他早期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實在糟不堪言」外，對1945年的小說〈李家莊的變遷〉則評為趙樹理作品中寫得最好，因為他已應用了傳統小說的文筆，頗為成功，「就他有限的教育背景來說，這真是難能可貴的事。」但小說不斷增強宣傳語氣，「最後變成了一個老套的故事，講共產黨的仁愛，農民的覺悟及解放，刁滑地主的被清算。」[99]
相對而言，普實克1932-34年在中國學習時，親身體會漢語的鮮活特質，傾心於中國的口語文學傳統。[100] 李歐梵指出普實克「對中國傳統的通俗文學與民間文學所具有的多樣性、自發性、藝術創造性和生生不息的活力(這正是他研究的廣泛領域)印象深刻。」[101] 是以對面向普羅大眾和教育程度不高的民眾的民俗文學，評價與夏志清不同。對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文藝觀點，〈普文〉認為是切合工農大眾要解放的需要：「為政治上已經覺醒、文化上正在覺醒、絕大多數是文盲的人民大眾創造一種新文藝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沒有一種真正供民眾消遣並教育民眾的新的大眾文藝，就不可能將這場可怕的災難性的持久戰堅持到底，就不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的、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形式，就不可能在當時全中國最落後的地區成功地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102] 故曾實克對趙樹理作品的評價，與夏志清的批評完全相反。由這項爭論可進一步思考：對文學鑒賞標準是否應該分成雅文化與俗文化兩類？這超出本文討論範圍了。
李歐梵曾研究二、三十年代的文壇現象，說讀書求學的青年離開家鄉，到省會或大城市讀書，「留下一個傳統環境在迅速腐爛」。[103] 傳統農村社會的耕讀傳家風氣，在中國走向現代化大潮下已一去不復返。農村變得凋蔽和落伍，像魯迅小說《故鄉》的閏土般，留守在農村的是低教育甚或文盲的農民與土豪。筆者在2011年曾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實地考察，並研究彭湃(1896-1929)在二十年代發起的農會和農民運動，撰寫考察研究報告〈由廣州農講所舊址內展示的兩則舊新聞開始〉。[104] 筆者由此推想，在民國時代，城鄉差異分化的情況已出現。新文學引進西方文學、西方思維，與農村的傳統文化截然斷裂。中共革命要動員農村的農民投身革命，把新文學改造成大眾文藝，是形勢使然。而大眾文藝的革命色彩和政治宣傳工具性質，是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民間文化和文藝的。
九、結語
普夏二人對解放區文學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分歧，是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評價。夏志清在《小說史》的序言開首即毫不含糊地自稱一向是反共的，[105] 在〈作者中譯本序〉文內採用「中共…清算了一大批作家…我國政府遷都臺北以後，…」等詞彙也表白了反共立場。[106] 陳國球稱夏志清的思想傾向主要是英美的自由主義，對共產主義及其政權非常抗拒。[107] 王德威在一次演講中談論夏志清是一個堅決的反共主義者，同時在許多左派作家的作品裡看到作家對人生真切的感受和關懷。[108] 夏志清在晚年接受內地學者季進訪問時，則並不承認自己是反共學者，[109] 筆者理解夏志清所傳達的訊息，是夏本人的反共立場不影響他對現代小說的評審吧。
在二十一世紀回顧，「普夏論戰」發生於東西兩大陣營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尖銳對立。敵對氣氛時張時緊，一個典型事例是五十年代美國的麥卡錫時代，對懷疑共產黨員的居民施加壓迫，華裔科學家錢學森(1911-2009)被迫脫離尖端的航空科學研究，被軟禁數年後，1955年回到中國。[110] 六十年代初發生古巴危機，美蘇兩國走向宣戰邊緣。這些都是著名的事例。七十年代筆者也曾在《讀者文摘》閱讀過有關美國特工與蘇聯間諜鬥智鬥力的故事。筆者列舉這些例子，旨在說明現代人生活在資訊海洋中，每天耳濡目染，帶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看事物，習焉不察。「不識蘆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最後，筆者嘗試比較普夏兩人的文學研究與批評特色，作為這次學習的總結：
夏志清嚴選優秀作家與作品，細讀文學作品；
普實克探索作家的思想立場、分析創作意圖與藝術技巧間的關聯，還有作家之間藝術手法比較；
夏志清重視作家對人性的探索、道德關懷，「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
普實克重視作家回應時代呼喚、社會責任感；
夏志清重視現代作家向西方文學學習借鏡，建立現代文學傳統；
普實克重視研究傳統文學的演變，現代文學的繼承和轉化。
《小說史》出版和普夏筆戰後五十多年，時局轉變了，中國人與及海外華人得以較冷靜、擺脫冷戰思維的態度重新回顧二十世紀上半頁的歷史和文學發展。
參考書目：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2012年第四次印刷)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普實克著，李歐梵編，郭建玲譯，《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Průšek, Leo Ou-fan
Lee ed.,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普實克著，李燕喬等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李歐梵，《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陳國球，《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2013。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王德威，《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台北：麥田出版，2009。
於可訓，《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史》。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
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李歐梵著、王志宏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三聯書店，2010。
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冊)。上海：良友圖書出版，1935-36。
胡適，《胡適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2005。
趙樹理，《趙樹理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張純如著，張定綺、許耀雲譯，《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林之謎》。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6。
普實克著，叢林、陳平陵、李梅譯，《中國—我的姐妹》。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參考文章：
陳國球，〈「文學批評」與「文學科學」—夏志清與普實克的「文學史」辯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48，期1(北京，2011年1月)，頁48-60。
季進，〈對優美作品的發現與批評永遠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訪談錄〉，《當代作家評論》，第4期 (瀋陽，2005年)，頁28-36。
Marián Gálik, “Jaroslav
Průšek: A myth and reality as seen by his pupil”,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7, (1998), 2, p. 151-161.
高利克，〈雅羅斯拉夫．普實克：學生眼裡的神話與現實〉，《二十世紀》雙月刊，總15期 (香港，1993年2月號)，頁120-127。
李昌云，〈論夏志清與普實克之筆戰〉，《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27，期2(2008年4月)，頁61-63。
趙順宏，〈「普夏之爭」的回顧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反思〉，《湖州師範學院學報》，卷35，期1(2013年2月)，頁1-6。
[1]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通行版本是1971年第二版。中譯本按第二版翻譯，1979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2001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再版。2012年再版時，序言部份改用羅馬數字頁碼，本文依據2012年印刷版本。
[2] Jaroslav Průšek, “Basic
problem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oung Pao, Vol. 49, Livr. 4/5 (1962), p. 357-404. 收入 Jaroslav Průšek, Leo Ou-fan Lee ed.,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此書(The Lyrical and the Epic)內地先後有兩譯本，分別是：普實克著，李燕喬等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及普實克著，李歐梵編，郭建玲譯，《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下簡稱《抒情與史詩》)
〈普文〉中譯本名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根本問題〉。
〈夏文〉作為附件收入英文版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然而此書中譯本1987年版卻沒有翻譯〈夏文〉。
[4] C. T. Hsia,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Reply to Professor Průšek”, T’oung Pao, Vol. 50, Livr. 4/5 (1963), p.
428-474 本文作為附件收入英文版 Jaroslav Průš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及 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0-83. 〈夏文〉中譯本〈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科學」研究—答普實克教授〉，最先作為〈附錄一〉收入2005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簡體字版)；後也作為〈附錄一〉收入普實克著，李歐梵編，郭建玲譯，《抒情與史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在文末註明：「吳志峰譯，經作者審閱。」及「譯者附記：為便於讀者研究，本文所引用的普實克的文字，採用了《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1987年8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初版)所收齊心先生的中譯，特此說明並致謝。」
[7]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作者中譯本序〉，《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xxxiii。 夏志清說，那時是韓戰時期，這手冊供美國軍官參閱之用。此編寫計劃由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饒大衛(David N. Rowe)主持，二人見面一談即合拍，因反共立場相同。夏撰寫「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文學」一章重點放在現代文學上。「數年之後，『中國手冊』上中下三冊試印本出版，先由美國軍方、政方高級官員審閱，可能發現全書反共立場太強硬，…未被正式納用。」見同書，頁xxxiv。 這本「中國手冊」又譯為「中國：地區導覽」。
[9] 夏志清，〈作者中譯本序〉，《中國現代小說史》，頁xxxv。 夏志清起草了兩頁紙的「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計劃書」向洛克菲勒基金會申請，洛氏基金會人文組組長與夏面談半小時後，同意支持三年研究費用(1952-1955)，每年四千元。夏志清還省錢寄給上海家裡，月寄100美金。
[10] 《中國新文學大系》於1935-36年上海良友圖書出版，趙家璧主編，分為10卷：一、建設理論卷(胡適編)；二、文學論爭集(鄭振鐸編)；三、小說一集(茅盾編)；四、小說二集(魯迅編)；五、小說三集(鄭伯奇編)；六、散文一集(周作人編)；七、散文二集(郁達夫編)；八、詩集(朱自清編)；九、戲劇集(洪深編)；十、史料．索引(阿英編)。第一卷有蔡元培寫的〈總序〉。
[12] 夏志清，〈作者中譯本序〉，《中國現代小說史》，頁xxxix。夏志清說已先有三位耶魯大學學者審閱書稿，按正常程序耶大出版社還得請校外專家審閱後才決定是否出版。評審報告由史丹福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授賴德(Mary C. Wright)撰寫。另一位華裔留美學者許芥昱後來與夏志清說，書稿是先由他審閱，「想來賴德在評審報告提出的意見，大半也是他的。」
[17] 原文：Marián Gálik, “Jaroslav Průšek:
A myth and reality as seen by his pupil”,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7, 1998, 2, p. 151-161. 中文翻譯：高利克，〈雅羅斯拉夫．普實克：學生眼裡的神話與現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香港)，總15期，1993年2月號，頁122。 高利克說：「這位著名的捷克工業家貝塔先生希望到中國的龐大市場上去兜售自己工廠生產的鞋子，而昔實克…想到北平研究中國的社會歷史。」
中譯本最後寫道：「寫於香港
1991年9月14日—普實克誕辰85週年紀念日」，在香港翻譯成中文版及在1993年發表後，1998年高利克再於英文期刊發表此文。中英文版本內容有差異，相信作者後期再有修訂。
普實克在中國遊學考察歷史兩年半。見：普實克著，叢林、陳平陵、李梅譯，《中國—我的姐妹》(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前言頁1。
[18] 高利克，〈雅羅斯拉夫．普實克：學生眼裡的神話與現實〉，頁122。 及李歐梵為普實克的論文集《抒情與史詩》寫的〈序言〉，見：普實克著，李歐梵編，郭建玲譯，《抒情與史詩》，序頁5。 李歐梵說：「普實克把茅盾、鄭振鐸和錢杏邨視為自己故友。」
陳國球稱普實克「與魯迅書信往還」。見陳國球，〈「文學批評」與「文學科學」—夏志清與普實克的「文學史」辯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卷48，期1，2011年1月，頁49。 又：據《中國—我的姐妹》〈前言〉介紹，普實克翻譯《吶喊》成捷克文時，魯迅曾為他親筆寫了序言，普實克到了晚年，親自將這件珍藏了幾十年的寶貴文物捐給北京魯迅博物館。見：普實克著，《中國—我的姐妹》，前言頁3。
[20] 高利克文章的中譯版與英文版不同，此處從英文版 “Before his return to
Czechoslovakia in January 1937, he spent one semes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reading a course on medieval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there.” Marián Gálik, “Jaroslav Průšek: A myth and
reality as seen by his pupil”, p.153.
《中國—我的姐妹》中譯本遲至六十多年後的2005年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譯者之一李梅於2005年春夏之際曾到布拉格專訪普實克獨生女Katerina Marsalková，報道普實克成長和求學經過、工作概況、性格與生活品味。詳見網文：http://www.gmw.cn/01ds/2005-09/21/content_309025.htm。
[24] 陳國球，〈「文學批評」與「文學科學」—夏志清與普實克的「文學史」辯論〉，頁50； 高利克文章有更詳細描述，高利克，〈雅羅斯拉夫．普實克：學生眼裡的神話與現實〉，頁126。是1953年普實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創立「東方研究所」，並任院長，致力推動漢學的國際交流。
[31] 筆者閱讀了3篇討論文章：陳國球，〈「文學批評」與「文學科學」—夏志清與普實克的「文學史」辯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48，期1，2011年1月，頁48-60； 較早發表的李昌云，〈論夏志清與普實克之筆戰〉，《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27，期2，2008年4月，頁61-63； 及最新發表的趙順宏，〈「普夏之爭」的回顧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反思〉，《湖州師範學院學報》，卷35，期1，2013年2月，頁1-6。
[32] 陳國球，〈「文學批評」與「文學科學」—夏志清與普實克的「文學史」辯論〉，頁51。 陳國球強調撰文重點不在兩人意識形態與冷戰思維，而在雙方對「文學研究」的態度和取向，以及其異同所予我們之啟示。
[37] 陳國球，〈「文學批評」與「文學科學」—夏志清與普實克的「文學史」辯論〉，頁53-54。 陳國球解釋布拉格學派的「結構論」：「文學」不是指個別文學作品的總合，而是超乎個體的一種「關係」，一種「系統」(system)或者「結構」(structure)；而「關係」的性質乃是一種「部份-整體」的交互影響模式。此文再有細節介紹，本文從略。 注意陳國球的翻譯與《抒情及史詩》略有不同： objective truth一詞在《抒情及史詩》翻譯為「客觀真理」(頁193)、whole complex process一詞翻譯為「整個複雜的過程」(頁228)。
[48] 夏志清，〈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科學」研究〉，收入普實克著，《抒情與史詩》，頁232。夏志清說：「懷疑恰恰是普實克自己犯有『教條的褊狹(dogmatic intolerance)』的錯誤，因而對中國現代文學提不出除共產黨官方觀點以外的任何觀點。」
[49] 普實克在1957年發表論文，提出中國現代文學在不同的背景下繼承和發揚了清代文人(即受過教育的中國統治階層)的文學傳統，清代小說的具有作者的主觀性、私密性和個人主義特徵。見：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收入氏著，《抒情與史詩》，頁9、11。
[53] 夏志清著，〈作者中譯本序〉，《中國現代小說史》，序頁xxxvii。 於此也反映出香港處於中國政治和文化上的邊緣和微妙角色。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後，李歐梵說，當時台灣對五四的新文學，除了胡適和徐志摩的作品外，其他的都不能看。見：李歐梵，〈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方法〉，收入氏著，《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頁107。
[54] 季進，〈對優美作品的發現與批評永遠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訪談錄〉，頁33。 半個世紀後的這次採訪，夏志清仍繪形繪聲分享說看資料的情景：「我都是一包一包地從圖書館借回來，看好了再還回去。耶魯圖書館所藏的現代文學作品我全翻過了，然後就每個月到哥大圖書館借著看。上午動身，下午看一下午書，再挑選自己需要的書和雜誌，裝一手提箱帶回來看。」
[56]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143-144。 此書是是陳平原的博士論文，1987年通過答辯。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收入《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上冊)》。[56] 2003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印刷第二版，新增書評摘錄和索引。作者授權香港中文大學以第二版作為繁體中文版，在香港印刷。
[57] 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p.24-25. 中文譯本：[美]安敏成著、姜濤譯，《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58] 夏志清，〈作者中譯本序〉，《中國現代小說史》，頁xxxix。夏志清說「那時美國除了哥大王際真外，簡直找不到另外一位教授曾翻譯過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的，更無人稱得上是權威。找來找去，哥大出版所請了史丹福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授梅麗．賴德(Mary C. Wright)，其實她也是外行。」
[60] 胡適評價新文化運動為中國文藝復興：「中西雙方(兩個文藝復興運動)還有一項極其相似之點，那便是一種對人類(男人和女人)一種解放的要求，把個人從傳統的舊風俗、舊思想和舊行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見：胡適，《胡適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110。
[61] 這先以1921年梁漱溟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開端，接着有熊十力《新唯識論》和馮友蘭的貞元六書繼續闡釋。後以1958年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人聯合發表的〈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為標誌，此文收入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2005)，頁126。
[62] 參閱於可訓論述「尋根小說」，列舉韓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憶的《小鮑莊》、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系列，來談論尋根小說的創作旨趣，注重從民族原始狀態、傳統文化、民間文化等角度返觀現實人生，見：於可訓，《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史》(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頁204-207。
[74] 高力克說這篇論文是普實克於1956年第九屆巴黎青年漢學家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英文篇名 Subj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翌年刊登於 Archiv
Orientalni , 25, no.2 (1957), 261-286。見：高利克，〈雅羅斯拉夫．普實克：學生眼裡的神話與現實〉，頁123。及普實克，《抒情與史詩》，頁270。
王德威評論普實克這論文說：「吊詭的是，他強調所謂的主觀意識和個人主義與其說是西方資源的輸入，不如說是傳統中國抒情詩學的下放。」普實克這論點有別於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史話語。見：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收入氏著，《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15。
雖說是文學標準不分中外，然而中西文化傳統不同，還是要考慮的。在〈作者中譯本序〉中，夏志清補充說：「但現在想想，拿富有宗教意義的西方名著尺度來衡量現代中國文學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見：夏志清，〈作者中譯本序〉，《中國現代小說史》，頁xlvi。
[84] 王德威，《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台灣：麥田出版，2009)。 王德威對三位作家的分析：茅盾的小說刻劃描寫現實的政治與歷史時代轉變、老舍小說內蘊的煽情悲喜劇和鬧劇元素、沈從文小說的抒情和鄉愁等人生感慨。
[89] 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根本問題〉，收入氏著，《抒情與史詩》，頁195。 普實克引述《小說史》頁275說：「從這部小說(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開始，我們進入一個極為不自然的愛國戰爭宣傳的時期。」英文初版及二版原文 “With this novel we are
entering the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period of wartime patriotic propaganda.” 在《小說史》2001年中譯版本，此句譯成：「從這部小說開始，我們進入一個愛國戰爭宣傳的時期。」
[91] 夏志清，〈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科學」研究〉，收入普實克著，《抒情與史詩》，頁236。 夏志清原文 “ ‘If we disregard the aim which the writer
had in view,’ he chides me, ‘we cannot do justice to his work.’ ”, in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p.237.
在《抒情與史詩》書中，原文
“If we disregard the aim which the writer had in view, we cannot do justice to
his work” 重譯為：「如果我們看不到趙樹理的這一期望目標，就無法對他的作品做出公正的評價。」
[104]
此考察研究報告〈由廣州農講所舊址內展示的兩則舊新聞開始〉有網頁版可供瀏覽：http://leungkwj.blogspot.hk/2012/08/blog-post_7290.html。 本文是筆者嘗試從農講所舊址內展示的文物作指引，追尋國民黨及共產黨初次合作，推動全國農民運動，及進行國民革命的一段歷史。接著回顧士紳階層的源流及變異過程。然後參考各文獻以反映彭湃在海豐發動農會組織，這是農村社會變革過程中一個劃時代的實踐。
[109] 季進，〈對優美作品的發現與批評永遠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訪談錄〉，頁30。 夏志清說：「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講了四個人啊，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還有張天翼。…有人說我是反共的，凡是共產黨的作家都不好，這其實是冤枉，張天翼不就是左翼作家嗎?」
[110]
參閱：Iris Chang, Thread of the Silkworm(New York: BasicBooks, 1995). 中譯本：張純如著，張定綺、許耀雲譯，《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林之謎》(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6)；及：中國簡體譯本：張純如著，魯伊譯，《蠶絲—錢學森傳》(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