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筆者在2017年5月參加香港珠海學院主辦「第二屆中華文化人文發展國際學術研究會」，提交的論文，經修訂後收錄在是次研討會論文集。]
告別革命後的反思——論劉醒龍長篇小說《聖天門口》
梁建華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哲學碩士生
摘要
當代湖北作家劉醒龍(1956- )於2005年發表長篇小說《聖天門口》，以百萬字篇幅描寫鄂東大別山區一處「天門口鎮」的滄桑變遷，敘寫年代上起北伐、國共內鬥、抗日、內戰、下至中共立國、多次政治運動，以文革武鬥時期作結，年代跨度達半世紀。作者在英山縣成長，當地在民國時期是鄂豫皖蘇區之一。國共雙方的暴力衝突事蹟，在當地民間口語相傳，作者從小已銘記於心，於思想及創作技巧臻於成熟時期進行創作，以六年時間完成這部小說。小說以兩名共產革命者傅朗西和董重里來到天門口鎮，發動貧農和無產者閙革命。董重里是一名「說書藝人」來到天門口鎮落腳，說書謀生，中國歷代朝代興替故事，由盤古初開至民國肇建，便以說書片段在小說裡穿插出現，中國歷代治亂循環的歷史，襯託小說敘述的時代進程；另一方面，小說中一位大學問家引用梁啟超(1873-1929)的一篇議論文章〈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批評中國歷史上的革命，絕大多數是狹義上的暴力革命，並且起事各派之間的武裝衝突對中國社會帶來動蕩衝擊，生靈塗炭。對此，革命者傅朗西則有信心，正在進行的革命與歷史不同，惟此方能推翻舊制度與舊社會，貧苦大眾才有好日子。共產革命成功了，傅朗西發現農民的日子還是過得苦，當年對起義貧民許下的諾言不能兌現，臨死時悔悟到革命不必然是暴力鬥爭的道理。
關鍵字︰劉醒龍、聖天門口、梁啟超、反思暴力革命
一、作家劉醒龍生平概述
劉醒龍是當代湖北作家，1956年1月出生於湖北省黃州(今黃岡市)，祖籍在黃岡市上巴河鎮張家寨村(現為團風縣)。[1] 劉自言是老窮人的後代，他祖父是織土布的手工業工人，曾在林彪(1907-1971)的老家做過幾年織布工。[2] 劉父約生於1925年，只讀過一年半私塾，[3] 在武漢解放前參加中共革命，自此一直在農村基層鄉鎮做幹部，[4] 直至退休。劉家共有姐弟妹共五人，他排行第二。劉一歲時，劉父因工作調動原因，舉家搬遷到英山縣，[5] 也因為他父母都忙於工作，劉是跟他祖父一起生活，直接影響了他的個性，劉成年後更追認他祖父是其文學啟蒙者。[6] 劉是在英山縣的農村鄉鎮裡成長和受教育。然而，劉家在當地是外來幹部戶口，吃商品糧，在英山當地沒有根，是故劉長大後常慨嘆他自己沒有真正意義的故鄉。[7] 劉讀中學時正是文革年代，學制縮短，中學肆業期僅四年。劉的數學成績優異，還有一次不按語文教師佈置，把一篇記敘文寫成「小說」，因而轟動全校。[8] 1973年1月劉高中畢業後，分配到英山縣水庫工地當技術員。1975年劉轉到縣閥門廠做工人，劉憶述當工人的日子說：「先後當過車工、車間副主任、採購員、廠辦公室秘書等，連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9] 文革結束後開始恢復高考時，劉卻錯過了報考大學的機會，也由此激發他開始思考人生前途，決心從事文學創作。[10] 劉的處女作〈黑蝴蝶，黑蝴蝶…〉發表在《安徽文學》1984年第4期。1985年1月劉被調到縣文化館工作，離開工作十年的工廠。[11] 1989年劉上調到黃岡地區群眾藝術館任文學部主任。1994年劉被列作人材引進，調到武漢這個省會城市定居，成為專業作家。劉醒龍現為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兼任文學期刊《芳草》主編。劉表示由於他出身農村，「必須多費三倍的力量才能達到與城市人同等的位置」。[12]
至本文成稿時，劉醒龍已走過三十年的文學創作歷程，發表數十篇中短篇小說和十二部長篇小說。[13] 得獎作品有：中篇小說〈鳳凰琴〉、〈白菜蘿蔔〉、〈秋風醉了〉、〈挑擔茶菜上北京〉、〈分享艱難〉；長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和長篇小說《聖天門口》、《天行者》、《蟠虺》等。
二、英山縣獨特的時代背景，對劉醒龍的影響
劉醒龍在英山縣成長，英山縣的特殊時代背景對劉有深刻的影響。英山縣位處鄂皖兩省交界，大別山主峰天堂寨便是座落在英山縣北部。2014年英山全縣人口為40萬，按人口算屬於一個小縣，地理上看是一個山區縣，經濟上則是國家級貧窮縣。歷史上英山屬安徽管轄，不屬於湖北黃州境內。1930年代中共在鄂豫及鄂皖建立革命根據地，英山曾經是鄂豫皖蘇維埃政府下的一個中心縣，[15] 中共曾在此地開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沒收地主財產」。[16] 而且，鄂豫皖蘇區是當時中共建立的最重要的幾個革命根據地之一，先後有兩支重要紅軍隊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由鄂豫皖蘇區出發長征。1932年底國民政府恢復在英山的管治後，英山始劃歸湖北黃岡專署管轄。主力紅軍撤離鄂豫皖蘇區後，還有紅軍餘部堅持上山打游擊，稱為三年游擊戰爭時期(1934-1937)。[17] 至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時，大別山區仍有國共之間的事軍衝突，英山縣曾遭日軍兩度攻陷。至國共內戰(解放戰爭)時期，英山又曾是國共兩軍輪番進駐角力之地，至1949年3月戰事才告平息。這些暴力衝突的歷史事件，成為當地平民口語相傳的掌故與傳聞，默默地在民間流傳。
小說作家劉醒龍在鄂東英山縣的鄉鎮長大，他覺察到民間相傳的故事和評價，與官方教育的一套論述有相異之處。劉小時候，在夏天晚上的河灘上、冬季晚上在火堆邊，聽長輩們講述流傳於民間的、口語相傳的掌故，一些使他不得不相信的民間傳聞，便與官方敘述的不同。劉在一次演講說：「小時候，學校進行革命教育，老師帶我們去一個叫『烈士塘』的地方，這個地方被殺的全是紅軍。…當年紅軍的一個獨立連，在那裡駐守，卻在一夜之間，因為內部『肅反』而被殺光。」[18] 劉在童年時積聚在心的這些民間歷史片斷，成為日後創作《聖天門口》的重要素材。
三、《聖天門口》故事梗概
《聖天門口》小說初版(三卷)發表於2005年，翌年刊行修訂本(兩卷)，作者在2013年再作修訂，2014年再度刊行完全本(三卷)。小說初版發表後，即引起內地文評界學者關注，劉也多次接受文評學者訪談，其中有四篇訪談收入《劉醒龍自選集》內。[19] 有多位文評學者發表小說評論，也先後在北京和上海舉辦了兩場小說的專題研討會。[20] 2016年底出版的兩冊《劉醒龍研究》的文學研究論文集，收錄了13篇《聖天門口》的文學批評文章，[21] 成為劉醒龍創作的眾多小說中最受關注及討論的小說。
《聖天門口》故事梗概
小說以英山縣民國時代至文革的歷史為藍本，[22] 描寫發生在大別山區的百里西河上一個叫天門口的小鎮的滄桑變幻，故事由民初開始，寫到文革爆發武鬥為止，時間跨度達半世紀，刻劃了四代人物事蹟。小鎮上曾有來自法國的三名天主教傳教士建了一座教堂，三名傳教士死後，教堂成了鎮上的公共空間，成為管治者進駐和發號政令的場地。鎮上各種人間悲喜離合、殺戮爭鬥等事件，也在這教堂內外發生。鎮上有兩戶人家，在祖上已是明爭暗鬥，兩家人之間互不賣賬。其中一戶是雪家，是賣布經商的富戶，然有讀書傳統，能以理服人，受鎮上居民尊敬。另一戶是杭家，祖上出了個武秀才，當地受太平天國軍攻打時，杭家人帶領民團擊退太平軍，並繳獲一門鐵砂炮。杭家以硝狗皮為業，也暗地做綁架勒索的事，是鎮上豪強義氣之家，受鎮民敬畏，而且有能力號召鎮民集體起事的。雪家人千方百計不要杭家人擔任鎮長，兩家人有嫌隙。小說的女主角雪檸，1918年在武漢出生。雪檸父親雪茄在家鄉逃婚(嫌棄新婚妻阿彩有滿頭癩痢的身體缺陷)，孤身跑到武漢，和梅老先生女兒愛梔結婚。雪茄在武漢認識年青士官傅朗西，還有共產國際代表烏拉，烏拉來中國是要維持國共兩黨合作北伐，他是托洛茨基分子。梅外公(即梅老先生)是大學問家，辛亥武昌起義時曾與革命黨人李西屏志同道合，[23] 1927年公開反對國民黨清共，因而被特務殺害，暴屍街頭。雪茄夫婦帶了雪檸返回天門口避禍。傅朗西是共產黨員，立志投身於農村暴動革命，他表兄董重里，是民間說書藝人，同樣加入共產黨。兩人先後來到天門口鎮，策劃窮人暴動。杭家的第三代人杭九楓參加暴動隊伍，成了紅軍的獨立大隊骨幹。另一方面，代表國民政府的自衛隊，則由馬鎮長侄子馬鷂子帶領。兩支地方武裝隊伍長期角力爭鬥。中共紅四方面軍曾建立大片蘇維埃區域，派了保衛局長小曹同志和五人小組來天門口肅反。傅朗西政治觸角敏銳，在肅反時假扮病危，逃過一劫，指示杭九楓帶領獨立大隊中的敢死隊到鎮外去抵抗政府的自衛隊，免遭肅反。董重里對革命失望而潛逃，脫離革命隊伍。國民政府軍隊圍剿下，紅四方面軍撤走。天門口鎮和縣城重歸國民政府管轄。經歷了蘇區肅反和國民軍隊(民團)清共，鎮上人口凋零。獨立大隊退到天堂寨打游擊。接着是日軍侵華，國共兩黨攜手抗日。董重里得武漢政府任命回縣城當縣長，暗中支援新四軍的補給。國軍馮旅長消滅了夏家山的一支新四軍隊伍後，回天門口要消減當地的殘餘共黨。董重里代表僅餘的31名士兵投降，保存性命。抗日勝利後是國共內戰。解放後，又有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和大躍進等連串政治運動，至文革時期還有紅衛兵串連以至武鬥。傅朗西在群眾批鬥大會上遭群眾踩踏而死，董重里找機會潛逃到香港去。
四、告別革命後的反思
小說的一大特色，是描寫民間說書藝人董重里來到天門口鎮落腳，以說書謀生。中國歷朝歷代的興衰歷史，經董重里和他徒弟常天亮(瞎子)兩人的說書表演，以說書段子方式穿插於整部小說之中。作家註明，說書內容引自一批流傳於鄂西神農架地區的說書話本，這些話本名為《黑暗傳》。[24] 董重里和傅朗西兩人，是天門口鎮暴動革命的策劃人，兩人的不同出身與背景，代表了上述兩種歷史觀念，故事情節的發展，描寫了董重里與傅朗西之間的不同，也反映傳統的歷史觀念與西方的社會發展階段理論之間的磨擦。
董重里和常天亮的說書內容，上起漢民族神話時代的混沌初開和盤古闢天地，接着是三皇五帝的神話與傳說，到信史時代的周秦以至明清的朝代興革演義。民間說書有如將「一段段的歷史，換上不同衣衫一次次地重演。」[25] 說書內容所傳遞的歷史觀念是傳統式的「久合必分，久分必合」和「治亂興衰，循環往復」。自《史記》開創的治史傳統，重點在於人物傳記與功過是非，而皇朝興革並不帶來帝制政治變革。相較之下，清末時代革命黨人宣揚「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是吸收西方傳入的新思想新觀念，認為社會發展循低級發展至高級階段的不斷向前的過程。這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歷史進程觀：一是循環往復，一是線性的階梯式發展。
小說情節發展，敘說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進程，起自北伐、蘇維埃革命、抗日、內戰，以至中共建國後的重大政治運動。《黑暗傳》說書片斷，在小說情節裡穿插出現，總有追問讀者一個問題：現代歷史進程到底與古代歷史的治亂興革事件，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嗎？還是難以避免歷史重演的命運？如果現代進行中的事件和古代歷史雷同，則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體下，仍然難以擺脫歷史重演的命運？小說提供一個思考的線索。小說寫國共合作北伐，進駐武漢後，國民黨的南京政府清共時，武漢的大學問家梅外公勸熱衷於共產革命的青年傅朗西要認識中國歷史的武裝起義教訓：
梅外公力勸傅朗西，讀一讀梁啟超於一九○四年二月十四日寫下的《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對於中國式革命的危害，梅外公也是感同身受。他同意梁啟超的廣義革命和狹義革命之分，「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大家一致崇尚的全是以暴力為唯一手段的狹義的革命。尚未成功的時候，各派尚且可以聯合對付官府朝廷，一旦官府朝廷快要完蛋時或革命成功後，為着各自的私利，各派黨徒就開始相互傾軋，造成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社會動亂。所以，這種革命目標，不過是陳勝所說，苟富貴，毋相忘；項羽所說，彼可取而代之。歐洲革命，主要力量在中等社會，起事者為善良的市民，社會秩序很快得到恢復。而中國的暴力革命者，多以盜賊或殺人犯為主力，譬如，唐朝的瓦崗寨十八條英雄好漢，宋朝的水滸梁山一百零八名天罡地煞。這些人往往不顧生計，只管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後到處塗鴉：殺人者打虎武松者也。革命的對象應該是舊政府，舊政府一倒，革命就應該結束。中國不然，舊政府垮台了，問題反而更多，志同道合者往往在一夜之間成為死敵。對社會進步的破壞，比被推翻的舊政府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漢朝末年、隋朝末年、唐朝末年的暴力革命後，其人口僅僅為全盛時期的十分之一。在歐洲，蒙革命之害不過一二年，而得其利則達數百歲，所以革命一次，文明程度便進步一級。中國正好相反，蒙革命之害者動輒百數十歲，得其利者不到一二年，所積累的文明，也跟著玉石俱焚。
上述錄文之引號(「」)內文是梁啟超的原文，其餘文句是作家以小說人物梅外公說話來表達對梁啟超原文的引伸議論。梅外父引述梁啟超文句時，說漏了十分關鍵的一句，梁文接着道：「其狹義，則專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27] 梁啟超撰寫此文，是專注於狹義的革命。
梁啟超原文指出中國革命史與西方者相比較有七大特色(不同處)：
一、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
二、有野心的革命而無自衛的革命；
三、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
五、革命之時日。中國每一度大革命，長者數十年，短者亦十餘年；
六、革命家與革命家之交涉。諸黨魁互相交涉，必繅演前代血腥之覆軌；
梁啟超這篇論文是理解《聖天門口》對暴力革命作出反思的一把鎖匙。小說裡梅外公這番議論，將梁啟超文論指出的其中五個特色綜合地表述了一番，然而沒有表述梁啟超文論的首尾兩個特點。首先，梁啟超分析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屬於「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所謂私人革命，是發起革命者是梟雄人物，難以像西方般由團體(如議會、貴族之類的團體與結盟)所發動。梁啟超指出歷史上以團體起事的例子，罕見的一例是東漢末時諸州郡主推舉袁紹為盟主抵抗董卓，此與團體革命相近，但聯盟很快瓦解。其餘以宗教結集起事的事例，實質是「一二私人之權術」。[30] 其次，小說裡梅外公議論沒有觸及梁啟超文論的最後一點特色，是指出「每當中國國內革命時，也是外族勢力侵入之時」，證之於八年抗日戰爭，竟是不幸言中了。
對於梅外公的這番議論，傅朗西卻有自信，將推行的革命並非如梁啟超所說的「私人革命」，而是屬於「團體革命」的性質。所謂「團體革命」，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是「階級鬥爭」和「階級革命」，從民族主義觀點來看，則是受剝削的中國工農大眾起義，反抗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帝國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革命的目標也不是革命者為了私利的「苟富貴毋相忘」、也不是像「彼可取而代之」般的皇朝興替，而是建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統治的共和政體。傅朗西是整部小說裡武裝革命的靈魂人物。傅朗西是有良好家庭教養出身的知識分子，年青時已有救國理想，信奉共產革命理論，這是中國新式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奉共產主義為社會制度發展的真理，依循蘇聯共產革命的思想理念來進行革命。
另一名革命策劃者董重里，是傅朗西的表兄，在鄂西神農架地區拜師學藝，學會了說書，師父要他到大城市去見識。董來到武漢，在街頭看見一名短髮女人演講，大意是要喚起民眾反官僚反腐朽觀念的內容，[31] 這女子竟被人當街開槍射殺。董重里思想受衝擊，投身共產黨。輾轉來到鄂東的大別山區的天門口鎮，因他說書表演精彩，講述歷代興衰歷史，得到鎮上兩位具聲望的雪大爹和杭大爹同意，容許董重里在教堂安身。董重里接着安排傅朗西來天門口鎮。
傅朗西和董重里都是天門口鎮的外來人，要策動鎮上窮人暴動。傅董兩人對革命的期望與實踐有差異，隨着故事情節的發展，兩人的人生經歷和結局相差甚遠，是值得細味思量的。在選擇暴動的骨幹上，兩人即有分歧。傅朗西選了鎮上的又懶又痞的守橋人常守義，去金寨縣接受武裝暴動的秘密訓練。董重里即表示反對，原因是讓這類人參加，會使革命事業變質。傅朗西卻明白要起事卻不能僅發動老老實實的貧農，需要有膽撕破臉皮的帶頭人。情節發展說明傅朗西的領導是正確的，他們帶領天門口鎮的貧農和窮人成功武裝起義，兩度攻入縣城。
傅朗西真心相信他獲得了解放窮人的真理，鼓舞參加暴動和加入紅軍的群眾，許諾將來會過上好日子。即使眼前面對的困難，包括黨內的肅反清洗和國軍的圍剿殺戮，傅朗西視之為必要經受的考驗，傅朗西對董重里說，「凡是成大器者，第一首要，是經得起別人的殺戮；第二首要，是經得起自己的殺戮；還有第三首要，必須經得起天地的殺戮。」[32] 故傅朗西是認為革命和暴力是沒法分開的，捨此別無他途。
使傅朗西反省的事件，是到了中共立國後的1958年，大躍進運動刮起浮誇風，農村幹部競相虛報糧食產量，[33] 使得生產的糧食上繳給國家了。翌年春荒時地方上出現飢荒和餓死人事件，這時傅朗西已是湖北省副省長，他「以當年提着頭顱鬧暴動所追求的夢想與理想為出發點」，[34] 寫成調查報告請人帶上廬山給中央領導，結果被上級隔離審查，官職也被罷免。小說沒有正面描寫傅朗西的思想轉變，按情節推論，餓死人的悲劇使得傅朗西反思，暴力革命成功了，農村老百姓的日子卻沒有好起來，他對參加革命的窮人許下的諾言是落空了。有參加革命隊伍的農民還付出慘痛的代價。小說寫有一戶農家，家中男人們都參加武裝革命而犧牲了，只剩下婆媳三代人四個寡婦，到了文革，為了趕來西河灘去參加鬥爭傅朗西的群眾大會，身上穿的褲子都是向別人借來的。在群眾批鬥大會上，這幾個寡婦質問傅朗西從前許諾的幸福日子到那裡去了？[35] 到這一刻，傅朗西愧對革命烈屬，坦承自己犯了太多錯誤。臨死前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革命的確不是請客食飯，但可以是做文章、可以雅致、可以溫良恭儉讓。」[36] 傅朗西這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話，該如何理解？小說情節沒有作進一步回答，傅朗西被驚慌走避的群眾踩踏死了，留下一個懸案。
也許重讀梁啟超寫的〈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有助理解傅朗西遺言含意。梁文開篇說革命有廣義與狹義之別，除了武裝起義的狹義革命外，還有以非暴力途徑來進行政治變革。有關此點，小說又作了暗示，描寫在文革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參考消息》有一篇文章引述一位法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評論中國說：「如果接下來的運動能夠走上法國社會普遍遵循的後巴黎公社的和平鬥爭原則，其意義將會空前深遠，反之，假如仍舊仰賴歷史的慣性力量，繼續使用對肉體進行消滅的古老革命方式，也許一場前所未有的劫難就會發生在世界人民眼前。」[37] 可惜，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惟有告別革命時代來臨時，方有這部反思暴力革命的小說出現。
五、結語
《聖天門口》小說開始時引述梁啟超的〈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梁文可視為對小說對暴力革命作出反思的理論式解讀。研究梁啟超的學者張朋園(1926- )慨嘆梁啟超是一位先知，證之於二十世紀的歷次革命，上起辛亥，下迄文革，中國平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吃盡了苦頭，沒有看見革命家許諾的幸福。」[38]
劉醒龍體會到農村平民的苦況，同時也感受到人性中嚮往崇高的一面，劉認為這份「人倫的高貴」，是讓人能夠走出苦難、生生不息，「是潛藏在歷史深處的中華文化神奇而偉大的動因」。[39] 這是小說另一個主題，以另外兩位女性人物梅外婆和雪檸的情節來帶出這主題，彰顯了人性尊嚴與仁愛的一面。
參考書目及文章
劉醒龍的著作及文章：
劉醒龍，《聖天門口(修訂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劉醒龍，《劉醒龍自選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劉醒龍，《劉醒龍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
劉醒龍，《寂寞如重金屬》。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
劉醒龍，〈《劉醒龍文集》自序〉，《寫作》，1996年第1期，頁4-6。
劉醒龍，〈我們如何面對高貴〉，《文藝爭鳴》，2007年第4期，頁79-81。
〈劉醒龍：小說是一種奇跡〉，《北京日報》(北京)，2011年8月30日，第19版。
劉醒龍，〈啟蒙是一輩子的事情——在華中師範大學的講演〉，《新文學評論》，2012年第2期，頁4-14。
劉醒龍，《劉醒龍散文自選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其他：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冊2。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何耀榜口述、蘇波撰，《大別山上紅旗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
譚克繩、歐陽植梁主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鬥爭史簡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劉醒龍長篇小說《聖天門口》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文藝報》(北京)，2005年12月15日，第1版。
〈民間化視角建構歷史——劉醒龍長篇《聖天門口》在滬研討〉，《文學報》(上海)，2007年1月11日，第1版。
劉醒龍、周新民，〈和諧：當代文學的精神再造〉，收入於可訓主編，《對話著名作家》。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9。
劉醒龍、姜廣平，〈「歷史的品質幾乎就是心靈的品質」〉，《西湖》，2010年第4期，頁74-90。
許戈輝，〈作家劉醒龍：一輩子只能做一件事情〉，《學習博覽》，2012年第1期，頁32-33。
〈劉醒龍 文學是和青春的一場約會〉，《南方日報》(廣州)，2013年5月26日，A12版。
肖敏，〈劉醒龍年譜簡編〉，《長江叢刊》，2014年第33期，頁33-41。
朱一帆，〈劉醒龍當代文學研究中心成立暨劉醒龍文學創作三十年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新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頁162-168。
黃永林、李遇春主編，《劉醒龍研究》(兩冊)。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
~ 完 ~
[3] 劉醒龍在2011年獲茅盾文學獎後接受一次訪問時說他父親剛過了86歲生日，故可推算出劉父約生於1925年。見：許戈輝，〈作家劉醒龍：一輩子只能做一件事情〉，《學習博覽》(北京，2012年第1期)，頁33。
劉父參加中共革命前，也是織布工人。劉醒龍將他父親的人生經歷，作為小說題材寫成中篇小說〈致雪弗萊〉，2000年發表。
[7] 〈劉醒龍：小說是一種奇跡〉，《北京日報》(北京)，2011年8月30日，第19版。2015年10月筆者到武漢與劉醒龍訪談時，劉表示此文是他親自執筆寫成，然而此文是以第三人稱撰寫的。 筆者是次訪談筆錄文字稿經劉本人審閱定稿，下稱〈劉醒龍訪談筆錄(未刊稿)〉。
[11] 1983年時，在縣文化館工作的作家姜天民(1952-1990)被上調到黃岡地區工作，劉醒龍曾因而借調到縣文化館接替姜的工作，擔任創作輔導幹部，後因複雜的人事原因，劉主動要求結束借調，返回閥門廠工作。這段經歷，參見：〈劉醒龍：小說是一種奇跡〉，第19版。
[13] 十二部長篇小說是：《威風凛凛》(1994)、《至愛無情》(1995)、《生命是勞動與仁慈》(1996、後更名為《燕子紅》，2013年刊行)、《寂寞歌唱》及《往事溫柔》(1997)、《市府警衛》(1998)、《愛到永遠》(1998，後更名為《一棵樹的愛情史》，2013年刊行)、《痛失》 (2001，後改寫成《政治課》，2010年刊行)、《彌天》(2002)、《聖天門口》(2005)、《天行者》(2009)、《蟠虺》(2014)。
作者還有一長篇報告文學《浴血平原——陳再道將軍在冀南》(1993)。
[15] 據史料記載說：「形成了以英山為中心的英(山)、羅(田)、蘄(春)、太(湖)大片紅色區域。」見：譚克繩、歐陽植梁主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鬥爭史簡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201。
[19] 收入自選集的四篇訪談分別是：〈血脈流出心靈史——與朱小如對話〉、〈小說的智慧——與汪政對話〉、〈聖是深刻的痛——與姜廣平對話〉、和〈傲然與風骨——與劉頲對話〉。見：劉醒龍，《劉醒龍自選集》，頁514-554。 另一次與周新民的訪談〈和諧：當代文學的精神再造〉，收入於《對話著名作家》，頁32-43。
[20] 第一場研討會由三家機構合辦：中國作協創研部、武漢市委宣傳部、及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05年12月13日在北京舉辦，有60多位評論者參加交流討論。見：〈劉醒龍長篇小說《聖天門口》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文藝報》(北京)，2005年12月15日，第1版。 另一場研討會由復旦大學當代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和《文藝爭鳴》合辦，於2007年1月舉辦，名為「劉醒龍《聖天門口》作品研討會」，見：〈民間化視角建構歷史——劉醒龍長篇《聖天門口》在滬研討〉，《文學報》(上海)，2007年1月11日，第1版。
[21] 黃永林、李遇春主編，《劉醒龍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共二冊。第一冊收錄劉醒龍的創作綜論、中短篇小辨評論、和劉的訪談與演講；第二冊收錄對劉醒龍的長篇小說評論。這兩冊書由「劉醒龍當代文學研究中心」選編，此文學研究中心於2014年底成立，設在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參閱：朱一帆，〈劉醒龍當代文學研究中心成立暨劉醒龍文學創作三十年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新文學評論〉(武漢，2014年第4期)，頁162。
[22] 小說裡寫國民政府於1932年將天門口鎮、西河兩岸及大別山最高峰天堂(寨)，從安徽省劃歸湖北省管轄。這也正是英山縣的行政建置的變動。見：劉醒龍，《聖天門口(修訂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上冊，頁412。
[24] 小說有註明出處：「注：本書所引說書資料部份，主要參照《漢族長篇創世紀史詩神農架〈黑暗傳〉多種版本匯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湖北分會一九八六年編，內部資料。略有增刪。」見：劉醒龍，《聖天門口(修訂版)》，上冊，頁50。 《黑暗傳》講述的中國歷史至清朝道光年間為止，劉醒龍續作說書段子至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稱帝、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的歷史。見：劉醒龍，《劉醒龍自選集》，頁519。 小說裡說書結束語為：「說書說到東方白，黑暗傳來警世音。從此民國開新天，都說國父是孫文。」說書段子以中國新建共和政體作結。見：劉醒龍，《聖天門口(修訂版)》，下冊，頁1017。
[28] 梁啟超此文所謂「革命地段」的說法，是指起事者蜂起雲湧，遍及全國，不如西方革命力量能聚集在一處地方起事。梁在此段結尾說：「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禍者不過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國；中國革命，則被革命之禍者全國，而食其利者並不得一方面。中國人聞革命而戰栗，皆此之由。」梁啟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飲冰室文集之十五》，頁35。
[29] 梁啟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飲冰室文集之十五》，頁31-40。 梁啟超撰寫此文時，正是他與革命黨人展開筆戰之時，這與本論文討論無關，故省略。有關是次筆戰中，梁啟超撰寫的系列文章和論點，可參考：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387-390。
[31] 小說寫道：「年輕漂亮的女人，嘴裡冒出的每一個字都是那麼好聽。她瞧不起春滿園演出的所有東西，嫌它們是陳詞濫調，是精神鴉片，是官府附庸，是婊子出門遮羞的花衣服。」見：劉醒龍，《聖天門口(修訂版)》，上冊，頁65。
[33] 小說寫大躍進年代的報紙報導說：「麻城縣有個建國一社，一點○四畝水田，產早稻三萬七千五百四十七點一二斤。」接着還有更荒唐的報紙報導。見：劉醒龍，《聖天門口(修訂版)》，下冊，頁933-934。
[37] 劉醒龍，《聖天門口(修訂版)》，下冊，頁1041。 小說還有一個情節，寫華小于在大鳴大放時說了「因為法國人放棄巴黎公社的暴力革命原則，選擇通過議會鬥爭來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因而被定性為「右派」的政治身份。見同書，頁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