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修讀中國文化碩士課程一科「中國與亞洲的文化關係」的一篇論文功課。完成於2014年12月4日]
[本文以仿宋體表示摘錄小說內文。]
一、
前言
有學者評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塑造了一個典型，憑此，作者吳濁流(1900-1976)已是不朽。[1] 台灣作家吳濁流在〈《吳濁流選集》自序〉說：「胡太明(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主角)可以說是代表日據時代的本省智識份子。」和「我寫的小說帶有歷史性的性格，所寫的各篇都是社會真相的一斷面，…所以亦可作為本省社會之內幕來看吧。」[2] 學者黃光國(1945-
)認為，從這部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可以看到「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下，台灣人民的心態。」[3] 參與編輯《吳濁流作品集》的張良澤(1939-
)評價吳濁流說：「有一種人是創造歷史的，但您(吳濁流)不是；您是記錄歷史的人。二者都是人類文明所不可或缺的先覺者，尤以後者影響後人更大。…您處處留意，凡認為值得讓後人知道的事情，您便毫無忌諱地以文學的各種型態記錄下來。」[4]
有台灣論者稱小說以孤兒意識來塑造一種極鮮明的殖民地性格。[5] 然而，筆者透過文本細讀方法，對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作研究，參考作吳濁流在六、七十年代寫成的兩部自傳《無花果》和《臺灣連翹》，按作者創作小說的時代背景，嘗試了解其創作寓意，得出這頗為不同的論述。筆者認為這小說是表達了作者的反殖民、反戰爭和民間立場，以「庶子」來寓意殖民地時代的台灣人的悲慘命運，在小說裡孤兒意識並不明顯。
吳濁流在台灣光復後目睹國民政府恢復行使統治權時的政治混亂且腐敗的一面，再經歷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至1949-50年國民黨的黨政機關遷台並實施戒嚴等這連串的重大歷史事件。吳濁流對國民政府管治政策，以外省人管治本省人的狀況感到不滿，又不滿「半山」一類人物出賣台灣本地人利益，[6] 這在他晚年的自傳著作《無花果》和《臺灣連翹》裡都清楚地描述出來，留下記錄讓後人評說。作者後來的政論觀點與前期的作品思想內涵有別，是需要研究者留意的。70年代美國改善與中國外交關係，及聯合國通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讓台灣人感到有孤立無援的「孤兒意識」，[7] 然而筆者不同意吳濁流在創作《亞細亞的孤兒》時是抱有這種把台灣人和孤兒類比的意念。細心閱讀吳濁流為《亞細亞的孤兒》撰寫的兩篇自序(日文版和中文版)，[8] 便可體會到他的創作意念，希望日本人讀後有所反省，而不是一種自怨自憐的孤兒意識。如果純以孤兒意識來閱讀理解《亞細亞的孤兒》，來聯繫台灣的當代政治形勢與前景，反而容易忽略小說的反殖民、反戰爭的思想立場。
二、
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歷史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慘敗，翌年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割讓澎湖及台灣給日本。自此至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台灣復歸中國版圖。台灣受日本殖民化統治50年，對台灣人影響十分深遠。
日本雖然透過馬關條約取得台灣統治，但佔領過程是要動用軍隊來武力鎮壓。日軍先在台灣北部登陸，1895年6月17日在台北舉行「始政儀式」，接着揮軍由北向南用了五個月時間，才將台灣各地的武裝起義民眾壓服，同年11月日軍才宣稱「全台悉予平定」。之後陸續有台灣人武裝抗日活動，時起時落，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 (又稱「噍吧哖事件」)後，才告真正平息。[9] 吳濁流在自傳《無花果》也說到他在上公學校四、五年級時聽父老們說：「西來庵事件使得那地方的十四歲以上的男子盡數被殺。聽了那樣的傳聞，雖還只是個孩童，卻也深深地感覺到日本人的可怕。」[10] 台灣人無法用武力與日本殖民者對抗，由是改變形式，以文化運動來抗衡，維護民族意識。[11]
台灣殖民政府發展交通與經濟、改善醫療衛生、和推行新式教育(不同於中國傳統的農村私塾教育)，教育普及程度漸漸提高，至1944年學齡兒童就學率達71%，在亞洲僅次於日本。[12] 然而，必須留意殖民地的教育有別於一般國家的教育。其一是將台灣人與中國文化割斷，學校教日語。初期公學校還有漢文課，如吳濁流自言每週有兩節課，算聊備一格。[13] 1919年殖民政府發布教育令，正式確立殖民地教育系統。在殖民統治教育下成長的年青一輩，是接受日語教育，被灌輸「皇民」意識，為日本國效忠的。其二是教育制度上便有差別對待，殖民初期給日籍學生入讀的是「小學校」，讓台灣學生入學的稱為「公學校」。1944年教育統計數字，義務教育的國民學校中，一號表學校55,778名學童中，有90%是日人學童；而二號表學校87萬餘學童中，日人學童卻僅有20位。由統計數字說明了一號表學校相近於殖民初期的「小學校」、二號表學校相近於「公學校」。這說明差別對待的現實，而非如宣傳所說的「日台共學」。[14]
殖民政府的政策是優待日本人，台灣人受欺壓剝削。1931年日本佔據東北三省，策動滿清末代皇帝溥儀成立滿洲國。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吳濁流分析，早在滿洲事變後，日本人的野心愈來愈大，妄想征服全世界，因此對台灣人就愈益苛酷起來。[15] 殖民政府推動「島民皇民化」運動，禁止使用漢文，政府機關和學校都不准使用漢文，報章雜誌的漢文版也一率廢止，[16] 台灣文人只能用日文寫作和發表。殖民者更灌輸台灣人努力成為日本人的思想，鼓動台灣人當「志願兵」，投身到中國和東南亞的戰場，為日本皇軍服役。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對此有深刻而細緻的描寫。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一章講「志願兵」，她寫道：「戰爭期間，當作軍夫、軍屬以及『志願兵』被送到中國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戰場的，有二十萬人。」[17]
周婉窈分析，日本治下的台灣人，可分為三個世代。老一代是割讓台灣時已成年，是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一代。第二代是乙未新生代，於割讓台灣前後數年出生，接受新式教育，但還與舊時代有接觸。第三代是戰爭世代，是在二次大戰期間度過青少年期，大都接受日本式小學教育。[18] 據此分析，吳濁流是屬於日治時代的第二代人。
三、
吳濁流的生平
吳濁流，原名吳建田，新竹縣新埔鎮人。[19] 祖籍廣東客家，祖輩於1804年遷台定居。吳濁流出生時台灣已是日本的殖民地，幼年時受祖父言傳身教，但未有受私塾教育，11歲(虛齡、1910年)到公學校入學，畢業後再到國語(日語)學校師範部升學，受日文教育。[20] 吳濁流自言在公學校還有漢文課，一星期只有兩堂，四年級時有背誦考試，他把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漢文讀本全部背誦出來，得了獎品。[21] 師範學校畢業後，吳濁流在各鄉村的國民學校(公學校)任教20年，吳濁流以「左遷復左遷」來形容他的教師生涯。[22] 終於因一次不滿郡視學在運動會上當眾打教師，吳濁流抗議後憤而辭去教職。吳濁流在台灣結婚的，妻子是由父兄輩物色和安排相親，沒有經歷談戀愛階段。[23] 1941年到南京(此時南京已淪陷，處於汪精衛政權時代)，吳濁流受兩個條件限制難以在南京謀職：一是不熟諳北京話、二是對中國事情生疏，故改變途徑謀求先在日本機關做事，任大陸新報記者。[24]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吳濁流於1942年離開大陸返台，任職米穀納入協會，後因工作地受美軍空襲，感覺危險，1944年到台北謀職，獲聘於台灣日日新報當記者，台灣光復後任新生報、民報記者。後轉任台灣機器同業公會專門委員至退休（1949-1965年）。吳濁流關心台灣文學發展，於1964年創辦《臺灣文藝》雜誌，其後1969年出資成立「吳濁流文學獎」。
吳濁流完成師範學業開始教書時，正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和自由民主思潮傳到台灣，在東京刊行的《臺灣青年》雜誌，也寄到吳濁流的(公學校)分教場，吳由是注意到台灣殖民政策的差別待遇的不平等問題。[25] 只是他身處鄉間，沒有機會接觸和參加台灣文化協會這些本土人創立的文化組織。吳濁流開始文學創作，起因是受一位台灣出生的日本女教師的激勵，吳濁流在37歲(1936年)才開始寫第一篇短篇小說〈水月〉，在雜誌上發表。[26] 事緣這位女教師喜歡文學，又喜歡晚上來吳濁流家，每次來都大談小說，吳濁流受她影響下，也開始閱讀小說。有一次，吳濁流不經意說，小說是人做的，所以如果想寫的話一定也能寫。女教師便數落他一頓，還慫恿他試試，為了爭一口氣的原因下，吳濁流便拿起筆桿，用了兩三天寫成了短篇小說〈水月〉，女教師看了還表示佩服，勸吳向雜誌社投稿。[27] 後來這位女教師和一位本地教師的朋友相好，而且這男士是「富家兒子，和她一樣小學校出身」，但竟被郡督學拆散。[28] 由此，吳濁流看穿殖民者偽善一面，「所謂一視同仁、內臺融合、內臺結婚(註：「內」指內地人，即日本人)，口號倒蠻像回事，實則為政者不時都在暗地裡阻止著內臺融和。」[29]
四、
吳濁流創作《亞細亞的孤兒》的背景
吳濁流於1943年開始創作《亞細亞的孤兒》，至1945年二戰結束前完成，是用日文寫成的。[30] 此期間正值二次大戰，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失利且走向戰敗時期。吳對戰爭局勢的判斷是「歷史的迴轉已屬必然，無可疑義。」[31] 故要努力寫出這部長篇小說，然而也要明哲保身，寫成了也不急於發表，等待能夠發表的機會。吳濁流所說「歷史的迴轉」，也就是預見日本戰敗，台灣結束日本殖民地統治、回歸中國版圖的歷史轉折時刻將要來臨。當時吳濁流是臺灣日日新報的文化部(版)記者，[32] 常到台北帝國大學向反戰及厭戰的教授約稿，由是認識一位日本人工藤教授。吳濁流寫成《亞細亞的孤兒》第一篇後，給工藤過目，工藤大為激賞，吳濁流發覺工藤與別的日本人實在不同。工藤鼓勵他一定要把《亞細亞的孤兒》寫完，「並對時局提出赤裸裸的批判，似乎在暗示我某一件事。」[33] 兩人心有默契，不便言明吧了。吳濁流自言寫這篇小說的動機，是給有心的日本人看，並留給我們(台灣)後代知道，殖民地的本省知識階層在精神上所承受的痛苦。[34] 並言：「把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所有沉澱在清水下層的泥污渣滓，一一揭露出來了。…不異是一篇日本殖民統治社會的反面史話。」[35]
小說原先名為《胡志明》，在戰後1946年以日文在台灣出版。[36] 張良澤撰文介紹，1946年印行小說《胡志明》時，是分篇印刷單行本，發表了第一篇至第四篇，共四本，然而第五篇沒有出版。[37] 就筆者所閱材料，吳濁流或其他人沒有解釋當年為何不把第五篇也付梓。1956年在日本出版時，因書名與真實人名巧合相同，恐被誤會，故改名為《亞細亞的孤兒》。由此可推論小說主角名字，也是此時由「胡志明」改為「胡太明」。小說其他人物如哥哥「志剛」、庶弟「志南」和堂兄「志達」的名字沒有改。1957年日文再版時，又因更換出版社，又再次把書名更改為《被弄歪了的島》。需要留意者，吳濁流指出日本發行時為節省紙張而删削了很多內容。[38] 這小說的中文版，還要等待翻譯，遲至1962年才在台灣出版，確定書名為《亞細亞的孤兒》。[39]
吳濁流晚年寫了兩部自傳，1968年撰寫《無花果》，內容是記錄他自己生平，至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為止。《無花果》在《台灣文藝》雜誌連載。至1970年印刷成書時「即遭警總查禁」[40]，原因是內容談論二二八事件。其後《無花果》改在美國出版。接着，吳濁流在1971年至1974年間撰寫《臺灣連翹》，花了三年多時間，仍然是一部自傳，值得留意是吳濁流用日文撰寫，所記的事到1949-50年國府遷台為止，吳濁流將首八章翻譯成中文，在《台灣文藝》雜誌發表，餘下九至十四章，他要等待去世後十至二十年後「留與後人發表」。[41] 吳濁流以無花果和台灣連翹這兩種植物作為他自傳的篇名，自有寓意，絕非偶然。在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第五篇有一段寫胡太明在庭院看見無花果在大葉遮蔽下結果，台灣連翹穿過籬笆伸展在外面，[42] 讓主角太明感悟到「連草木也知道不該違背自己的個性去求生存」。吳濁流逝世後，《臺灣連翹》的餘下日文章節由鍾肇政翻譯，在八十年代正式出版。吳在小說裡以無花果和佛桑花作對比，佛桑花雖然美麗，但開花不結果。筆者意會到吳濁流以花寓意眼前短暫的榮華富貴，在殖民地的御用紳士好比佛桑花，眼前的富貴終將無結果。吳以無花果自喻，不著眼於眼前的虛榮，而著眼在不顯眼處結成豐碩果實，留待將來人們享用。
有論者稱《無花果》和《臺灣連翹》為「自傳小說」，[43] 筆者不同意以小說視之。因小說是虛構故事，如《亞細亞的孤兒》的人物和情節是虛構的，不能把《亞細亞的孤兒》當作吳濁流的自傳。例如：小說主角胡太明幼年進私塾、到東京留學、和南京教書時結識蘇州美女且結婚並育有一女、被日軍徵召到廣東當翻譯、日本朋友邀請他在台北辦雜誌等故事都是虛構的，吳濁流並無此等經歷。[44] 同理，《無花果》和《臺灣連翹》是吳濁流的自傳，不能把兩部作品所記之事視作虛構故事。
五、
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故事大概
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分成五篇。第一篇是主角胡太明是在農村家庭長大、受教育和踏進社會工作的故事。 第二篇是太明在日本留學的生活和回台後的際遇。 第三篇描寫太明到大陸(南京和上海)教書、結婚、被捕和逃回台灣的故事。 第四篇描寫臺灣進入皇民化時代，太明被征入伍，到廣東為日軍做翻譯，目睹日軍凶殘殺害嫌疑犯的中國人而病倒，被遣送回臺灣。 第五篇描寫太平洋戰爭。胡太明在糧食納入協會工作，其後幫日本朋友佐籐辦雜誌，佐籐判斷日本將戰敗，決定返回日本。雜誌結束後，太明回到家鄉，勸告姪兒(志剛兒子)放棄參加志願兵，最後太明異母庶弟被強迫勞動致死，太明受刺激過度發瘋，並且失踪了。有人傳說：從昆明的廣播電台收聽到太明對日本的廣播。這時太平洋戰爭正漸漸地進入最激烈的階段。
筆者依據小說，整理成故事梗概，作為本文附件(見另件)。
六、
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的分析
作者吳濁流創作這部小說時，正是二次世界大戰最激烈之際。作者明白，這小說如果被警察發現，他會冒上叛逆或反戰者罪，命必休也。[45] 故此，是什麼動機原因，作者甘冒生命危險來寫呢？難道他不可忍耐到戰爭結束後才寫嗎？筆者看了小說後，同意前人論者所說，「凡認為值得讓後人知道的事情，您(吳濁流)便毫無忌諱地以文學的各種型態記錄下來。」[46] 通過文本細讀，筆者認為本小說有三個特點。第一，這是一部反殖民的小說；其次是一部反戰爭的小說；第三、是一部站在民間立場反抗貪官污吏欺壓百姓的小說。而小說被後來的台灣人理解為反映「孤兒意識」，這並非作者創作小說的原意，小說還有一個「庶子」的寓意，比孤兒的意象更深刻。
創作時，作者生活在一個特殊環境當中，既面對美國空軍空襲台灣可能受傷甚至死亡的生命不安全狀況，又面對一旦小說被警察搜出時被迫害的精神威脅等等。作者處於此環境下堅持筆耕，其珍貴之處在於其及時性和寫實性，把實時所思所想者記錄下來，作為一份文獻保留。如作者在小說日文版自序中說：「幸虧在那個時候，一鼓作氣地寫起來，不然的話，現在要寫也就不容易了，縱使能寫出來，也不能透出當日的實感，因之作品也許會變了質吧。」[47] 如果不考慮這個特定的寫作環境，純以小說寫作技巧而論，則《亞細亞的孤兒》缺少一般小說所營造的人物衝突、情節鋪排與高潮等元素。反過來說，也是作者處於戰爭非常時期，創作這部小說時隨所想所感、當下認為有記錄價值者便下筆，不去考慮小說的謀篇佈局等次要的問題。
作者在殖民地台灣成長，作為知識份子雖然看穿殖民政策的偽善與欺騙，卻沒法改變，備受精神折磨的痛苦，唯有撰寫小說把不平之氣宣洩，藉着小說人物的言語，表達出對社會種種剝削和不合理事物的抗議。筆者相信，作者希望日本人看了這部小說後能有所反省。另一方面，作者認為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的種種不合理政策，如果沒有記錄下來，隨着這一代人消逝，本省後人便難以了解。同時，也是讓外省的中國人體會台灣人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苦況。
作者沒有明確批評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理想名不符實，實際上道出了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實質是軍事侵略，對亞洲地區帶來戰亂和痛苦。大亞洲主義思想，見之於福澤諭吉(1835-1901)所言以日本為亞洲盟主來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當此之際，亞細亞全洲同心協力，以防西洋人之欺凌，哪個國家可為其魁首盟主。吾輩不敢誇耀本國，然平心觀之，可謂於亞細亞東方，勝任此魁首盟主者乃我等日本也。」[48] 理念上是解救亞洲人民於免除歐美的殖民統治，實質上日本的大亞洲主義是以日本殖民統治來取代歐美對亞洲各國的殖民統治，殖民的性質不變，只是以暴易暴，被殖民者依然是二等公民，受歧視和不公平對待。
以下分析小說《亞細亞孤兒》如何反映作者的反殖民、反戰爭、和民間立場的三個特點。
(一)反殖民統治的內容
殖民統治之下，在台灣的日本人有優越感意識，而在日本的本土人則沒有對來自台灣人的歧視。小說寫太明初到東京問路的情景：「太明在任何地方向人問路，他們都熱心地、不厭其煩地告訴他，而且他們說話的口氣，也決不像臺灣的日人那樣粗魯。」[49] 與之相比，太明在台灣任教的國民學校(公學校)，日人校長用訓導的態度對待教職員：「校長的訓詞從不懂『國語』(日語)的人缺乏『國民精神』說起，然後說到本省籍教員，必須把自己的家庭『國語化』，凡不能教育自己家庭的人，便不配當教員…」[50] 小說刻劃出日本人在台灣以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對待台灣人，視之為次等人民。能以殖民者語言(日本語)來溝通者便獲得社會上的優勢，小說描寫殖民者指責其子民不懂日語便缺乏「愛國」(愛殖民母國)精神。在殖民地，語言的差異便把人民分類，造成了尊卑上下的等級差別。在太明還未入公學校前，堂兄志達便勸胡老人(爺爺)說：「還是把太明送到學校裡唸書吧，這是時勢呀！」[51] 還有太明父親胡文卿和志達都說：「現在的官廳裡，不懂日本話的簡直就是傻瓜。」[52] 台灣人想要改善社會地位，不能不接受殖民地的教育，學習殖民母國的語言。受殖民地教育便只會認識日本歷史和社會風貌，取代對中國歷史的認識。這顯然是殖民統治的邏輯。
小說道出殖民地環境下，日台民族之間難以通婚的現象。太明愛上日本女教員內籐久子，久子將調往他處任教前，太明向久子表白心意，但被久子婉言拒絕：
(太明說：)「久子小姐！妳…妳對我的看法怎麼樣？」
經過片刻的沉默——但那時間卻像無限地久長，太明抑制住怦怦跳動的心，只聽見久子斷斷續續地，但很清晰地說：
「我很高興，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跟你…是不同的…」
什麼不同？這是顯而易見的，她當然是指彼此民族之間的不同而言的。[53]
小說反映出只有在殖民地環境下，才會出現這種重視彼此不同民族而不通婚的現象。太明到東京留學時，他住宿的房東婦人和她女兒鶴子對太明有好感，讓鶴子陪他去散步，秋天時又邀請太明和她們母女去賞紅葉。[54] 小說暗示了房東婦人同意讓女兒鶴子和太明交往，沒有戴有色眼鏡去對待台灣人，只是太明一心讀書，不願發展這段感情。同樣地，太明到中國南京去教書，認識了蘇州美女淑春，二人相戀結婚，也沒有出現大陸人歧視台灣人和不願通婚的問題。
小說以太明在國民學校教書時遇到學校行政上的不公平待遇，來反映日台之間差別對待的問題。太明主動為準備升學的學生補習國語(日語)和算術，同事李訓導卻指出教育制度上對本省學生升學的限制政策：「在本省籍學生的中學入學人數限制未取銷之前，無論如何爭取，也是徒勞無功的。譬如甲校的錄取額增加一名，乙校勢必減少一名，結果整個局面還是沒有改變，這就是所謂蝸牛角上之爭。」[55] 小說描寫出當時教育制度對台灣人的限制，升學的限制，也代表台灣人向上流動機會的限制。小說描寫太明聽了李訓導的說話後，沒有產生向殖民政府爭取擴大台灣人升學機會的念頭。接着，小說描寫有一位城裡某協會會員且頗孚眾望的紳士林先生來探訪太明，請求太明為他的第三子補課，談好後林先生留意太明宿舍裡的「剝了皮、露出白骨的榻榻米」，奇怪怎麼沒有更換，太明回答說恐怕三年沒有換了：
(林先生說：)「三年？可是預算上不是規定每年都要換的嗎？」
(太明說：)「去年底我曾經申請更換，可是校長說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
林氏頓時變色道：「這是什麼話？我新年裡到校長、伊籐老師和日本人女教員的宿舍去拜年的時候，他們房裡的榻榻米都是新換的，怎麼會沒有預算呢？必是他們幹的好事，一定是把預算挪用掉了。」
林氏着又舉出一連串關於校長和日籍教員專橫跋扈的作為，纔憤憤地離去。[56]
類似的差別對待例子，小說裡多有反映，特別是七七事變後中日全面開戰時期，殖民政府實施配給制度，然而日本人家庭可享特別優惠(見下文)。
接着，小說反映了殖民地政府對於影響其統治的政治活動者予以打壓的政策。主角太明抱明哲保身的態度，沒有推動社會變革的願望，例如爭取擴大台灣人升學名額的政治訴求。小說以台灣青年藍君和詹君的事跡來反映。藍君本是太明的國語(日語)學校師範部時的舊同學，在小說第二篇裡，藍君比太明先到日本留學。太明到日本留學時，便先找藍君幫助，找房屋租住，進補習學校，為投考物理學校作準備。此期間：
藍有時來看他，總是用激烈的語調爭論各種問題。他帶了一本學生雜誌「臺灣青年」給太明，勸他加入他們的組織。藍走後，太明獨自翻開那本雜誌看看，內容都是些極富政治色彩的文章，很容易使血氣方剛的青年讀者，激起憤慨、昂揚的情緒，太明卻覺得自己不能跟着他們走。[57]
筆者推論此時期相當於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上興起民族自決的思潮的時代。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和大陸學生都接觸到社會變革思潮。小說繼續描寫藍君介紹詹君給太明認識，詹君是一個政論家：
藍帶來的那個姓詹的朋友，是個眼光銳利觀察力很強的政論家，他甚至引用漢代因欲削弱王侯勢力而實施恩推制度的先例，指摘「日臺共學制度」的矛盾：共學制度，也是在「一視同仁」的美名下，做成差別的。例如皇民化不夠啦，家庭日語化不足啦，或用其他種種的理由把臺灣人子弟的入學人數限制。這是扼殺人材的制度。接着又痛述臺灣製糖事業的「地域限制政策」，實不啻抑制當地土著的資本。(當時臺灣為保護製糖事業，實行所謂「地域限制政策」，即甲地產的甘蔗，不能運銷於乙地。)這種政策阻止了自由競爭，以致價格僅由單方決定。…[58]
由小說的描寫，可以看見藍君與詹君是台灣留學生中思想前衛的人，對台灣當時的歧視加剝削台灣人的殖民地政策不滿，要組織起來向殖民政府爭取公平待遇，或甚至有自治一類政治訴求(只是小說沒有這樣描寫)。這種抗爭是不同於台灣成為殖民地初期的抗日武裝起義。太明完成物理學校學業，返回台灣，在家鄉卻謀識困難。一天藍君和詹君特意到太明家來探訪，目的還是勸說太明加入他們的陣容，太明還是拒絕了。分手後第二天，竟有警員來查問：
不料第二天，竟有一個主管警員來訪問太明，使他大吃一驚。原來藍和詹已成了警方注目的人物，他們為探究各種動靜，所以來向太明問話，太明唯唯否否地應付了一陣，便把警員打發走了。[59]
小說這裡反映了殖民政府對於要求社會改革的政治組織和人物已密切監察。之後太明遇到舊同事黃君(在國民學校的黃代教員)，得以到黃君的甘蔗種植農場當會計。小說以農場常客劉保正(村長)與太明交談來講藍君與詹君的下鄉宣講活動：
(劉保正說)「那思想團體要到這兒來開演講會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個便衣警察來看我，…要我注意不許城裡的人去歡迎他們。聽說那團體到新竹的時候，街上的人曾經放鞭炮表示盛大地歡迎；為了防止再發生這種事件，那便衣警察特地事前來關照我…」[60]
這側面地反映了殖民政府限制政治組織的宣傳活動，限制其思潮傳播和影響。太明再由劉保正口中得知，詹君是那思想團體的一名演講人員，藍君為了思想問題，似乎已被監禁起來。劉保正還說那次演講會裡有人大叫大嚷給思想團體捧場，第二天這人(矮子皮匠)被逮捕了，估計要坐牢。小說這樣描寫太明的心境：「這樣看來，藍和詹為了貫徹自己的主張，那種不辭艱險全力以赴的精神，倒頗有些英雄氣慨；反之，自己的生活方式似乎太無骨氣了。」[61] 太明私下是佩服藍君和詹君的人生態度的，有理想還要付諸行動，否則只是空想家。小說描寫警察逮捕那些支持社會改革的一般民眾，打壓那些擁護社會改革的平民。後來太明辭去農場會計工作，回到家鄉，他妹妹秋雲剛準備出嫁，在妹妹結婚儀式上，村保正(村長)徐新伯作主客，對賓客大發議論，大放厥詞，說讀書太多沒有用，實是諷刺太明(這也暗合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限制台灣人獲得高等教育權利)。徐新伯接着說：「還有一件比這更傻的事，就是那些搞『思想運動』的人，當初他們演講、遊行，出盡鋒頭，可是現在差不多個個都關在牢裡叫苦連天。上次到廟裡來演講的那個姓藍的跟姓詹的，結果還不是要坐牢？」[62] 小說透過依附於殖民統治的村長之口，說出政府對社會改革組織的打壓政策，以殺雞警猴方式，警告一般民眾不要追隨，否則不會有好下場。
小說繼而刻劃出日本殖民統治者有意離間台灣人與大陸中國人的血脈連繫。在第二篇裡，太明到日本留學，藍君帶太明去參加中國同學會主辦的演講會，與會的學生用北平話交談，藍君也用北平話來打招呼，但是太明不會說北平話，學生以為他是廣東客家人，還介紹來自廣東的學生給太明認識，至後來太明向大陸學生介紹說自己是台灣人時，在場的中國學生竊竊私語，懷疑他是日本人的間諜。太明忍受不了而離場，藍君追出來抓住太明肩膀怒吼說：
「蠢貨！日本的離間政策，慫恿臺灣人在廈門附近，利用日本人的勢力，惹事生非，你難道還不知道嗎？」
太明一言不發，靜靜地望着藍，藍接着大聲罵道：
「竪子！」
「竪子」是范增罵項羽的話，意思是說他不能共謀事業。[63]
小說對日本扶植台灣人到廈門作惡的事，沒有故事情節描寫。倒是在《無花果》中，吳濁流進一步說明：「要之，臺灣人總被目為日本人的間諜，不管重慶那邊或和平陣容(汪精衛政權)這邊都沒有好感。那是可悲的存在。這原因，泰半是由於戰前，日本人把不少臺灣的流氓遣到廈門，教他們經營賭場和鴉片窟，以治外法權包庇他們，供為己用。結果祖國的人士皂白不分，提到臺灣人就目為走狗。這也是日本人的離間政策之一。」[64] 另一方面小說的情景還有與當時中國局勢有關，中國的五四運動的起因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向德國宣戰，戰後日本藉此要取得德國在華的利益，向中國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引發北京大學生示威遊行，抗議日本二十一條和北洋軍閥賣國。這個中國同學會的演講，是有關三民主義和建國問題，主持人還領導學生高喊口號「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日本也同屬對中國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台灣已是日本殖民地，中國學生懷疑台灣人幫日本人做間諜，也不能說沒有理由。倒是台灣人若果不知曉中國時事，便不明白怎麼會被中國人懷疑是幫日本人助紂為虐，彼此間的裂縫便難以彌補了。
本文接着分析小說怎樣寫殖民政府的經濟壓榨政策。上文引述小說裡詹君批評殖民政府的「臺灣製糖事業的『地域限制政策』，實不啻抑制當地土著的資本。」道出殖民政府的經濟剝削政策。小說寫太明完成日本留學返回家鄉，謀事不順下，得到舊同事黃君聘用，到甘蔗農場當會計，工作一段時間後竟發現農場處於虧損下經營，僅靠向製糖公司借貸維持營運。小說沒有寫出甘蔗農場虧損的原因。黃光國分析說：「後籐新平(1857-1929，台灣殖民政府初期的民政長官)訂下的『台灣糖業改良政策』，不但使日本大企業經營的製糖會社獲得各種優惠的金融保護，而且會社可以制訂有利於自己的收購政策，肆意剝削農民。」[65] 殖民政府的經濟政策，是保護日資企業在台灣剝削農民利益。小說也反映殖民政府壓低米價的政策：
(幾個農民)他們正在談論：「米穀管理法，是為了戰時工業化，而想出來的毒辣的法案，是日本當局為榨取低廉的勞力，壓低了米價，使農村人口轉變為勞動人口的手段。當局頒發了米穀管理令，而收一箭雙鵰的效果，一方面保護糖業，他方面則可大量獲得勞力，政府把農民血汗的結晶所生產的米穀的代價，一半以上掠奪了。…」[66]
小說描寫經濟上殖民政府訂出不合理的政策，到戰爭時期更變本加厲，使台灣農民在殖民統治下受盡剝削。
台灣人處在中日兩國交戰的狹縫的狀況，小說以「畸形兒」、「庶子」和「孤兒」來形容和比喻，這是筆者要留意和分析的。在小說第三篇寫太明到中國南京謀發展，此時是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住在曾君家。本文在這裡回溯小說描寫曾君的故事。曾君是太明在國民學校教書時的舊同事曾導師，一次校務會議上發言反對校長指責台籍教員教不好學生的日語發音，繼而諷刺校長口裡說「日台平等」而實際上以日本教員排名先於台籍教員，接着離場抗議，事後曾導師辭職離開學校。[67] 曾君辭職後寫一封信給太明，大意是說他決心研究科學，並希望太明能發展那偉大的愛的教育(因太明熱心幫助學生補習以爭取升學機會)。曾君到日本留學，畢業後到大陸去生活，後來因為父喪回家，順道來探望太明，說他在中國某大學當教授，探訪太明回中國後，來信說推薦他到國立模範女子中學去教書。[68] 太明初到大陸，曾君在上海接他時，便對他說了以下一番話：
「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別人都不會信任我們。」曾把複雜的環境向太明解釋道：「命中註定我們是畸型兒，我們自身並沒有什麼罪惡，卻要遭受這種待遇是很不公平的。可是還有什麼辦法？我們必須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不是天生的『庶子』，我們為建設中國而犧牲的熱情，並不落人之後啊！」[69]
「庶子」是天生的，個人沒辦法改變出生時的身份。就如在殖民地時代出生的台灣人，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小說借曾君之口，說出台灣人要加倍的努力來證明自己縱然是庶子身份，並不妨礙報效祖國(此時此地是國民政府時期)。而「畸型兒」的寓意，按上文下理推論，不應又是天生的，否則便和「庶子」寓意重覆。所以筆者推論畸形兒是後天造成的，即是被殖民政府「皇民」教育所扭曲而形成的。正如作者在「日文版自序」中說：「(原來)胡太明的一生，是這種被弄歪曲的歷史的犧牲者。」[70] 這與畸型兒的意像相符。因為被日本殖民統治的扭曲，對中國歷史和政局不明瞭，台灣人要融入中國人社會便加倍困難。故事繼續發展，中日兩國關係日趨緊張，太明被國民政府特務懷疑是日本人間諜，秘密拘禁在密室。他的學生素珠和幽香幫助他逃亡，在南京碼頭搭上一艘日本郵船到了上海，船長知道太明要逃亡的事情後，還諷刺他一句：「你的意思是到了這種時候，你便承認自己是日本籍人，又來向我們求助了，是嗎？你倒真會打如意算盤！」[71] 一語刺中台灣人的尷尬狀態。到上海後，幽香的姐夫李先生和姐姐李太太幫助接應太明。小說描寫這時上海的局勢：
救國會的工作相當活躍，反日的浪潮一天比一天擴大起來，只有租界纔是較好的避難所。不過，社會上的談論中心都集中在戰爭上…。街頭巷尾每天有學生或少年團的示威遊行，臺灣人變成夾縫中的人物，聽說下落不明的人每天不斷增加，又傳說朝鮮也在展開獨立運動。面對這種歷史性的激變，臺灣人的歸依正遭逢嚴重的危機，他們被區分為敵友兩流——這是日本人既定的政策，太明對此深感悲憤。
「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漩渦中去的。」某日晚上，幽香的姐夫半帶戲謔地揶揄道：「你一個人袖手旁觀恐怕很無聊吧？我很同情你，對於歷史的動向，任何一方面你都無以為力，縱使你抱着某種信念，願意為某方面盡點力量，但是別人卻不一定會信任你，甚至還會懷疑你是間諜，這樣看起來，你真是一個孤兒。」[72]
由以上引文，可見吳濁流在創作《亞細亞的孤兒》時，以庶子為台灣人的代表。在中日兩國交戰時，在大陸的台灣人被中日雙方懷疑為敵方間諜，不獲信任，地位像孤兒。上海的日本憲兵公然逮捕台灣人，和南京國民政府秘密拘禁台灣人，寫出了這種「裡外不是人」的困境。是以小說裡孤兒的寓意，是用來描述在中國大陸上的台灣人的尷尬處境，與後來的六、七十年代台灣人以孤兒作自況，是不盡相同的。小說寫太明決定離開中國，返回台灣。由大陸回台初期，太明還是被警察監視。[73] 太明回到家鄉安頓後，「忽然又聽說在大陸上的臺灣青年，陸續被遣返臺灣，並且一律送入監獄…」[74]
故事的發展進入「皇民化」時期。小說以很多細節來描寫台灣人被「皇民化」的情節，有人因為趨利避害的，有人因為受教育灌輸的。太明由上海逃亡回台灣，回到家裡(相當是七七事變之前)。此時哥哥志剛當了保正(村長)，一家人團聚晚飯時，志剛說已把一部份房屋改為日本式(太明往中國之前胡家已分家了)，舖了榻榻米。[75] 志剛家裡還設了神龕，夫婦二人時常穿着日式和服到「神社」參拜，一切言行都模仿日本人的樣子。[76] 至七七事變後，志剛依然埋頭於「新體制」，造了一間新浴室，添製幾個檜木浴桶，把家中的牆壁漆成日本風味的顏色，連廁所也改造為日本式。一天留太明在家吃中午飯，是日本麵。問太明說：「這湯的味道怎麼樣？你到日本的，一定知道日本的口味，這味道還不壞吧？」[77] 小說描寫志剛孜孜矻矻要把自己一家人模仿日本人，卻又帶着猜測和想像的尷尬心情，一句「這湯的味道怎樣」已十分傳神，模仿日本人到神社參拜，是真心實意還是虛情假意，讀者也不難想像了。後來太明被徵召入伍，到廣東的日軍裡當翻譯，目睹日軍殘殺嫌疑犯而病倒，才得軍醫批准退伍回家鄉。此時發現志剛改了日本姓，將「胡」姓折開為「古月」作為日本姓氏，鄉公所秘書陳先生改姓「東」，彼此互相稱呼「東樣」、「古月樣」。[78] 還有志剛妻時常用生硬日語去接待客人，以至談話半途面紅耳赤，逃回房裡等等。[79] 志剛的例子是考慮到利害關係而主動要當皇民，刻意模仿日本人、趨炎附勢、刻意扭曲自己本性來迎合殖民者的統治。作者不客氣地指出：「這種『皇民化』的努力，到頭來無非是一齣人間活劇而已。」[80] 筆者認為這便正如作者以開花而不結果的佛桑花一樣，隨着日本結束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皇民化」僅僅是鬧劇一場而已。
(二)反戰爭的內容
七七事變，導致中日兩國全面開戰。小說描寫殖民政府對台灣人的戰時動員情況，表達了吳濁流的反戰思想立場。太明在街上看見：「街上的男女青年，都不約而同地穿起『國民服』和『戰時裝』，臺灣裝和漢服已被視為『敵性』的服裝。」[81] 青年人容易受殖民政府的戰爭動員感召，穿著上是明顯的變化。在台灣的日本人被徵召入伍，「到處飄揚着歡送『出征軍人』的旗幟」。[82] 殖民政府對台灣子民發動一波又一波的群眾動員運動。小說描寫最先是「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連窮鄉僻壤也到處召開宣傳『總動員』的演講會」。[83] 首先是為了「膺懲暴支」(支是「支那」，即中國)，呼籲人民獻出所有的藏金。為了獻金之事，胡家成員之間鬧意見，志剛熱心支持戰爭，妹妹秋雲不願捐出金首飾，志剛威脅說要報告警察，「這種敵對的態度，絲毫不顧骨肉手足之情。」[84] 小說描寫為了支持戰事，殖民地的民眾便被動地要承擔戰爭開支，首先是獻出金飾。到了太平洋戰爭時期，南太平洋戰事激烈，為製造槍砲車艦，對金屬物資需求大，殖民政府即時推行「捐獻金屬運動」，要民眾捐獻金屬製品，收集了相當數量後，便舉辦「捐獻金屬報國展覽會」。太明去參觀，發現其中竟有貴重的美術品。太明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這些出自名匠之手的美術品，不久將變成槍砲或利刃，供人大肆屠殺，難道這也是和平與戰爭的象徵麼？同樣的金屬，由於製作者和製作的目的不同，可能成為優越的美術品，也可能成為殺人的利器；由名匠苦心設計而製成的美術品，偏要將它破壞改造為殺人的兇器，這是多麼愚蠢的事啊？[85]
吳濁流反對戰爭的想法，在此表露無遺。小說又借米店老闆之口來斥責日本發動戰爭毫不正義：「第三保保正開口『聖戰』，閉口『非國民』，說起來頭頭是道，試問日本的正義到底在那裡？」[86] 後來太明看見米店老闆被三個日本人的米穀檢查員欺壓後，心裡也禁不住發出反戰的抗議呼聲：
「聖戰！聖戰！今天那些檢查員的行為，與聖戰竟究有什麼關係？新聞紙上把中國人比做雜草，誇讚一支日本刀砍了七十多人的虐殺行為為英雄！這就是聖戰嗎？」[87]
小說還有描寫太明被徵召入伍，派到廣州為日軍當翻譯。期間聽聞日軍士兵竟津津樂道地談論在中國姦殺婦女的獸行，不以為耻。太明心裡想：「戰爭！戰爭！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接着，他又想起戰爭背後隱藏着的那些慘無人道的罪惡，頓感坐立不安，幾乎快要瘋狂了。」[88] 作者寫出戰爭使人性喪失，暴露出殘忍的獸性。
戰爭消耗大量物資，殖民政府加重向台灣人徵用物資供應。米是主要食糧，小說描寫政府透過保正鄉長等下級官吏，去徵收米糧，也因此導致太明母親阿茶含恨而終：
某日，保正志剛從「食米供應會議」回來，向村人報告會議的結果，他說：會議決定每人每日配給食米一合，其餘的米全部供應輸出，違者一律以『非國民』論罪，從嚴懲處。這消息一經傳出，全村立刻恐慌起來，經過一番詳細討論之後，決定供應糙米一部份，其餘的米設法隱藏貯存。[89]
阿茶也想辦法把米糧藏起。過了數天，搜查隊到村裡，挨家逐戶搜查，在阿茶家裡把藏米的煤油箱搜出，洋洋得意地搬走，還罵阿茶「好不怕死，非國民！」這件事嚴重打擊了阿茶，冒着性命危險憤怒地咒罵搜查隊是「白日土匪」，當晚志剛回家還把母親責罵一頓。其實志剛私下也藏了糧食，不過因為他是保正，有免被搜查的特權。志剛走時，阿茶罵自己兒子「短命鬼！吃日本屎的！」接着阿茶病倒了，但仍一直捱到稻米收成時，把貯藏糧食的方法告訴太明後，終於在憂憤中去世。[90] 台灣農民都有積穀防饑的意識，殖民政府強徵暴歛把台灣農民的儲備糧徵走，農民唯有靠政府的配給糧，在吃不飽的飢餓狀態下度日，小說續有描寫米糧配給制度下的苦況(下文續有討論)。
接着小說描寫殖民政府向台灣人徵集各種各樣的物資，供應日軍開銷。太明在鄉村所見：
青年男子參加勞動服務以後，到處只見老弱婦孺的淒涼村景，一切事物都呈現着戰時的色彩。在街上遇到熟人，話題總離不了實施配給制度以後買不到豬肉；以及「國語家庭」和日本人在物資缺乏的情況下，因有黑券配給(註：國語家庭及改姓名者用黑券，則有特別配給。)依然可以配到砂糖和其他各種物品等等的事。一方面成為供出對象的物資範圍已越來越擴大，除了食米和甘藷以外，又增加了毛豬、鴨、鵝、稻草、黃蔴、月桃、蓖蔴、馬草、竹、木材、苦棟子、烏桖子、塞馬頭皮、木芙蓉皮以及破銅爛鐵等二十幾種物品，這種愚蠢的措施，簡直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91]
可見唯有作者處於這種戰時狀態之下，才得以把當時的情況仔細地記錄下來，讓後人從小說中窺見當時的慘況。一般的農民比日本人和「國語家庭」更受苦，日本人和「皇民」還有些特權獲得黑卷配給。小說還有一幕是政府動員群眾捐現金運動。所有村裡不願捐獻金錢的人都召集在保正辦公室裡，由鄉公所的東先生(原姓陳，改日本姓「東」)訓話：
「本村自從進入『大東亞戰爭』以來，各方面已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已經從『公而忘私』進一步徹底了解『殉國』的大義。從這次的『總動員運動』看起來，的確已經表現出萬眾一心的忠誠，…尤其像本村的某醫師，一個人就捐了一萬元以上的獻金。可是，反過來說，今天聚集在這裡的諸位，為了極少數的捐款，竟要勞我親自出馬，實在太不光榮…」…接着說：「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面臨着『非常時期』，不，我是說『超非常時期』。敵人虎視眈眈，隨時在窺探我們的虛隙，臺灣要塞說不定有一天會變成戰場，我們要想安全渡過這個難關，必須把六百萬民眾總動員起來，團結一致，不惜任何犧牲，不辭任何艱難，來報效『政府』，這就是我們『國民』應盡的義務。…總之，我們必須認清時勢，自動起來獻金，不要讓別人譏笑我們是『非國民』！」[92]
小說描寫殖民政府在戰爭時期對台灣人的暴政，可謂苛政猛於虎，把農民的積穀防饑糧也搜掠去，命令農民為戰爭提供各種軍需品，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民眾捐獻運動：捐金器、捐金屬、捐錢等等。小說描寫太明離開家鄉到糧食納入協會工作，後來又辭職回到家鄉所見：
他回到久別的故鄉，一年不見的父親，看起來似乎已衰老了十年。村人都顯露着一副饑餓相：顴骨高聳，眼臉窪陷，兩頰無肉，面有菜色，加之衣衫襤褸，益覺窮相畢露。一度因改善生活而流行的「戰時裝」也看不見了，依舊恢復臺灣原來的裝束；朋友見面時，總是互嘆糧食缺乏的苦經。世情轉變得這樣快，使太明吃驚不已，他頓時意識到這原是戰爭所造成的啊！[93]
小說再描寫台灣人被強徵入伍和強迫勞役的故事。小說沒有正面寫在台灣的日本人被征召入伍的事，僅以「歡送『出征軍人』旗幟」來反映。[94] 太明被強征入伍，到廣州擔任日軍翻譯的故事，本文之前已略述。現在討論和分析太明庶弟志南被在學校被強迫充當「志願兵」的故事。小說寫志南去參加青年團的集訓，學校的老師要志南參加「志願兵」，志南拒絕，便被罰跪水泥地，被青年訓練主任鞭打。志南不屈服，更搶去鞭子和逃走。學校教職員全體出動把志南抓了回去，盡情地辱罵。志南氣得發抖，反問：「老師！怎麼樣？請你們把『志願軍』的『志願』兩個字的意義給我解釋一下好嗎？」[95] 用盡了體罰和責罵方法都不奏效的情況下，校長把志南帶進校長室裡，向他勸誡一番後，再找訓導主任來，他是台灣人，曾當過志南的級任導師。這訓導主任勸他乖乖地去蓋章同意：
接着，他又把學校的政策和社會的情勢，詳詳細細地向他說明，…青年團團員，由學校辦理應徵手續。訓導主任又說：世界上的事情看起來很簡單，其實不然，這種辦法雖然明知是騙人的，但卻可以產生由下而上的力量，使徵兵制順利推行，這就是政府的方針。…
他很技巧地說：「這件事說來一定很麻煩的，你還是乖乖地聽老師的話吧！你今天發生了這樣的事，以後縱使你願意參加志願軍，也絕對不可能被收容了，因為學校方面已經沒有勇氣再推你，何況你又不是模範青年…」[96]
志南在這訓導主任連騙帶哄、威迫「利」誘等用盡一切方法之下屈服，在志願書上蓋了章。志南是太明的二母阿玉的兒子，是小說裡反覆描寫的庶子，就是因為庶出，即由父親妾侍所生，便命定了受不公平待遇，兩個庶子合得一份家產，在分家時已比兩個哥哥(志剛、太明)少了一半家產。[97] 志南長大成青年人，不自願情況下被校長和訓導主任等用千方百計誘騙下簽了志願書。
另一方面，志剛的兒子達雄卻主動要參加「特種志願兵」。醉心於「皇民化運動」的志剛很高興，但他妻子哭着要阻止達雄參加，請胡文卿勸達雄也勸不了，最後請太明去勸達雄。太明有很強信念，明白要憑藉自己的勸說，把一個沉迷在深淵的青年拯救出來，經過太明一番努力，達雄如夢初醒說「叔叔的思想真是太新奇了！」他願意再考慮會否參加特種志願兵。[98] 戰爭的現實是殘酷的，太明勸得動達雄，他的庶弟志南卻被徵召去外地當勞工，因勞動過度而病倒，缺乏醫療，病況天天惡化，沒法救治了，被護送回家來。見過家人最後一面後，志南便死於非命了。[99] 作者安排庶子志南受勞役致死，是有寓意的。小說裡太明的三位親人之死，均有象徵意義。[100] 在殖民地台灣出生的人，便好像庶子一樣，是出生時已註定了，沒有辦法改變。一生便受日本殖民者(嫡系)所歧視欺壓，被殖民政府攤派各種稅捐和勞役，名義上是捐獻，實質上是強行攤派。就如志南被迫在志願書上蓋章一樣，名為志願，實質是強迫。最終志南勞役致死，便寓意台灣人被日本殖民者勞役至家破人亡。小說以胡文卿行醫所見的現象來描寫村民，便和志南勞役致死的狀況十分近似了：
胡文卿是中醫，他非常躭心自己的職業，由於交通斷絕，藥材已完全無法進口，又不能改用代用品，因此本來可以治癒的病人也只能眼巴巴地看他死去。醫生到了這種地步，的確已是日暮途窮，胡文卿甚至覺得行醫是個可怕的行業。可是，求診的人反而越來越多，簡直無法應付。尤其實施「食米配給制度」，也是病人增加的原因之一，所配給的食米，還不夠吃十天的稀飯；另一方面則由於既無代用品，又無副食物，以致營養不足。在這種半饑餓狀態下，工作反而增加，人民只得拖着羸弱而無抵抗力的身體，去參加繁重的勞動服務。[101]
(三)民間立場反抗貪官污吏的內容
本文以上討論了小說裡蘊含的反殖民和反戰思想，現再討論其民間立場，是對貪官污吏欺壓平民作出抗議。小說寫有一日，水利合作社視察員來到太明的種植田地上，強詞奪理說山谷有流水便可視作河川，便由水利合作社管理。太明反駁，之後太明收到水利合作社的不合理稅捐通知，太明到水利合作社去抗辯，「水利合作社的社址，是一幢氣派十足的二樓大廈，比起那些鄉公所神氣得多了。」[102] 太明和社長爭論後，出來時看見水利大廈裡面還有七、八幢漂亮的宿舍，他想：「原來從老百姓身上搾取來的血汗水租，竟浪費在這種場所，想到這裡，不禁義憤填膺。」[103]
小說另一段小故事，是三個日本人米穀檢查員來到米店，欺壓米店老闆，說米袋中有石子，要重新篩過，借此要脅要米店老闆把樟木造的舊米臼送給檢查員。了事後，米店老闆請他們喝酒，這些檢查員還不滿意，暗示說：「最好的是砂糖檢查員，糖廠裡不但有酒喝，而且還有女人陪…」最後米店老闆只得請他們上酒家，讓他們飲飽食醉才離開。[104]
小說第五篇裡，描寫太明在糧食局的外圍機構納入協會擔任會計。小說借此描寫官僚架構的弊病：這納入協會表面上是辦理糧食局業務的輔助機關，實際上以營利為目的。他上司是會計主任，上面有課長，再上面有主管，主管上還有支部長，支部長無所事事，但協會方面卻須支付旅費、津貼和獎金，給這種「瞎蓋圖章的尸位人員」。糧食局的局方職員大都兼有類似的職務，協會似乎就是為此而存在。[105]
這類現代社會的官方附屬機構，變成政府官員腐化甚至貪污的溫牀。小說反映出官僚機構裡冗腫而不必要的架構(多層級)，管理人員多了，便增加了營運成本，等於加重了平民老百姓的負擔。設在基層的政府機關如水利合作社，缺乏應有的監察與投訴制度，使基層政府官吏有機可乘，向村民無理強徵稅捐，所得用以自肥，建辦公室和宿舍是看得見的實物，或還有把民脂民膏揮霍浪費，則如非親眼目睹，是難以指控的。再者，在政府管理不嚴情況下，外勤官吏趁機欺壓老百姓如米店老闆的故事，只會層出不窮。這類官吏欺壓平民的情況，不論是殖民政府或光復後的國民政府，均有發生的可能。
(四) 小說結局分析
最後，本文試行分析小說結局的寓意。小說結局裡，太明因庶弟志南遭遇不幸死亡而神智失常，在胡家大廳牆上題反日詩，又對着村民胡言亂語，村民都說太明瘋狂了，慢慢地沒有人再注意太明，太明失縱了。傳說太明乘漁船到對岸，又傳說昆明的廣播電台有太明對日本的廣播，但沒有人證實。[106] 小說在謎團中結束，留給讀者一個想像的空間。按小說描寫的情節而言，太明在大陸還有妻子淑春和女兒紫媛，有感情和血緣親情連繫，小說第五篇裡描寫太明有兩次興起回大陸的念頭，[107] 還有太明重視親情的性格，如他能從瘋狂中清醒過來，回頭前塵往事，決意離開台灣，潛回大陸和妻女團聚也是合情合理的。太明潛回大陸參加抗日工作，也是吳濁流的理想寄託，希望戰爭能早日結束，中國戰勝，台灣復歸中國領土等。然而小說僅以傳聞作結局，多少反映出吳濁流的政治態度是有不確定性的，或者是有猶豫的。雖然吳濁流小時受他爺爺的影響，念念不忘胡氏來自中國廣東客家。然而，筆者從小說內容體會到，吳濁流的受殖民地教育，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對清末至民國的複雜政局認識不多。例如小說第二篇寫太明在日本留學，認識藍君和詹君，在中國同學會聽演講，小說沒有說明當時中國的局勢處於五四運動之後，南方國民黨政府誓言北伐，打倒軍閥的政治形勢，反映出吳濁流對此不甚了解。再如小說第三篇寫太明到中國南京教書和結婚，其時代背景是民國十年(1928-1937)時期，而吳濁流親身到南京謀發展，則是1941-42年的時候，南京政府變成是汪精衛政權，處於日本軍力掌控之下，這是筆者所留意到的。吳濁流寫太明在南京的故事，有沒有(不自覺地)以汪政權時代的見聞，作為民國十年時期發生的事寫進小說裡？筆者觀感，小說描寫太明妻淑春到政府機構工作後，生活變得腐化奢華，沉迷於打牌和跳舞，營造出墮落的氣氛，和處於戰爭時代的汪政權治下的官民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心理，更為吻合。列舉以上兩例子，筆者試圖指出吳濁流在創作《亞細亞的孤兒》時，懷着一種既渴望戰爭早日過去，但又對中國時事認識不多、前景不明的複雜心理狀態，因而留下一個謎團作結局。
七、
結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快七十年，經歷過戰爭年代的老一輩人相繼去世，這些戰爭記憶便會淡忘。今天閱讀《亞細亞的孤兒》，仍可憑藉文獻記錄，感受戰爭的禍害的。
[1] 鍾肇政，〈風雨憶故人〉，收入吳濁流著，《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社，1977)，頁42。
[2] 吳濁流，《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景出版社，1977)，頁198。
[3] 張光國，《最後的亞細亞孤兒》(台北：天下雜誌，2010)，頁41。
[4] 張良澤，〈『吳濁流作品集』總序〉，收入吳濁流著，《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社，1977)，頁2。
[5] 鍾肇政，〈風雨憶故人〉，收入吳濁流著，《亞細亞的孤兒》，頁41-42。 鍾肇政說：「胡太明竟然在彷徨、無助裡發瘋了。這也就是濁流先生所抓住的孤兒意識——殖民地性格。不管這裡所說的殖民地性格究竟能代表多少當時的臺灣同胞，至少它之為一種典型是錯不了吧。吳先生早已是臺灣受日閥統治時期的殖民地作家的代表之一，而《亞細亞孤兒》又是他的代表作。此書塑造了這麼一個典型，光憑這個典型，吳先生已可以不朽。」
[6] 吳濁流說：「當時稱外省人叫「阿山」，從大陸回來的本省人叫「半山」。阿山和蕃薯仔(本省人)對立。」見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209。
[7] 如負責編輯《吳濁流作品集》的張良澤說：「您(吳濁流)的自撰年譜寫到一九七二年，其『時代背景』欄的最後記事是：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的國際情勢您當然很清楚，只是您去世後的這一年間，變化特大，什麼『美匪關係正常化』，什麼『解決台灣問題』，鬧得滿城風雨。…您地下有知，一定會懷疑：難道這是『孤兒』的宿命嗎？」見張良澤，〈『吳濁流作品集』總序〉，收入吳濁流著，《亞細亞的孤兒》，頁32。 又如荊子馨評論說：「台灣與孤兒之間的類比，在美國總統尼克森展開歷史性的共產中國之旅並因應冷戰政治的需求逼迫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又得到進一步強化。」 見：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人文，2006)，頸241-242。
[8] 兩篇自序收錄於吳濁流，《台灣文藝與我》，頁179-185。
[9]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台北：聯經出版，2009)，頁120。 日軍殘暴鎮壓，可從統計數字來顯示，自1898-1902年的五年間，經由「匪徒刑罰令」處死者，有2998人，未經法律程序而被殺戮者，多達10950人。見：黃光國，《最後的亞細亞孤兒》(台北：天下雜誌，2010)，頁33。
[10] 吳濁流，《無花果》，頁108。
[11] 吳濁流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臺灣人覺悟到，用武力無法與日本對抗，才改變形式，利用文化運動，提高民族意識。這時，清朝已亡，民國興起，臺灣人對祖國的思慕又深了一層。」見：吳濁流，《無花果》，頁39。
[12]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頁148。
[13] 吳濁流，《無花果》，頁57。
[14] 曾健民，〈光復初期臺灣的教育〉，收入黃俊傑編，《光復初期的臺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5。
[15] 吳濁流，《無花果》，頁109。
[16] 黃光國，《最後的亞細亞孤兒》，頁61。
[17]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出版，2009)，頁253。
[18]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頁149。
[19] 有關吳濁流的祖父輩移民到台灣定居，及吳濁流生平的介紹，在藍鳳貞撰寫的碩士論文〈吳濁流與臺灣文學發展之研究〉有詳細報告。
[20] 吳濁流說：「我在明治三十三年，也就是日本領有臺灣後第五年出生，完全是接受日本教育長大的。」留意作者用了日本年號，是一種不自覺地流露出受日本統治和教育影響的痕迹。見吳濁流，《無花果》，頁39-40。
[21] 吳濁流，《無花果》，頁56-57。
[22] 吳濁流說：「任教二十年，一直是從鄉下到鄉下，左遷復左遷的，好不容易地才調到交通較方便的關西，沒料僅及兩年有半，又回到偏僻的小山村。回想在關西的兩年半，實在是多難艱困的日子。內臺教員間的暗鬥，日本人教員的優越感，這些都是在鄉下的學校裡所經驗不到的。」見吳濁流，《無花果》，頁112。
[23] 有關吳濁流自述相親經歷，參閱吳濁流，《無花果》，頁92-93。 吳濁流自省說：「思來想去，我對人生最重要的婚姻，也忘了原有的主張，一切聽憑命運。這也是我的軟弱的性格的弱點之一吧！」吳濁流的擇偶主張是：「我的家是有二十七八口的大家族，這些人要吃的蔬菜，都得靠女人去種。每天料理三餐的工作都是輸流做，從煮飯到餵豬，有時還得下田掘甘薯。除非相當健康、堅強的姑娘，無法擔任這種工作。」婚後，吳濁流記道：「妻比我年輕六歲，雖是農家女孩，但卻不適合從事農家的粗活，一向都是在房子裡做女紅的，所以膚色很白，手指也細而長。看她那樣子，一向就抱著的做一個莊稼人的決心也就動搖了。這樣一個纖弱的女人，莫說當個農家主婦，甚至大家庭的飯都可能煮不了的。」見同書，頁97。
[24] 吳濁流，《無花果》，頁129。按上文下理推論，大陸新報是日文報章。吳濁流還說：比他年輕的日本同事月薪比他少20%，沒有差別待遇。
[25] 吳濁流，《無花果》，頁78。
[26]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87。
[27] 吳濁流，《無花果》，頁104。
[28] 吳濁流，《台灣連翹》，頁86-87。
[29] 吳濁流，《無花果》，頁104。
[30] 根據吳濁流年譜整理。〈年譜〉是吳濁流自撰，收入氏著，《台灣文藝與我》，頁207-213。留意殖民地時代「國語學校」的「國語」是日本語，這校其後改名為「台北師範學校」。
[31] 吳濁流，《無花果》，頁150。
[32] 日日新報編輯開會討論編輯方向時，吳濁流提出「戰爭時期的新聞報導都是武裝文字，可讀性絕無僅有，因而至少文化欄應該刊載與戰爭無關的為佳。」得到總編輯同意，並且由文化部自理。故日日新報文化版由吳濁流自由編排。見吳濁流，《臺灣連翹》，頁140。
[33] 吳濁流，《無花果》，頁150。
[34]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中文版)自序〉，收入氏著《台灣文藝與我》，頁185。
[35]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82。
[36]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日文版)自序〉，收入氏著，《台灣文藝與我》，頁184。及〈吳濁流年譜〉，《台灣文藝與我》，頁213。。
[37] 張良澤，〈《吳濁流作品集》總序〉，收入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7。 羅致遠的碩士論文有1946年出版的《胡志明》日文小說第一篇至第四篇的封面書影附圖，並註明資料來源：台灣客家文學館。見：羅致遠，〈在變與不變之間：客籍作家吳濁流的國族認同〉(台灣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1)，頁152。 另：台灣客家文學館網頁：http://literature.ihakka.net/。
[38]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中文版)自序〉，收入氏著，《台灣文藝與我》，頁185。
[39] 1956-57年此書在日本發行出版後，1959年台灣有人據日本發行版翻譯出版，名為《孤帆》。因日本發行版删削了很多內容，是以《孤帆》譯本是刪節版本，不算是作者自訂版本。
[40] 張良澤，〈『無花果』解析—從『無花果』看吳濁流的台灣人意識〉，收入吳濁流，《無花果》，頁11。 張良澤指出，《臺灣文藝》連載《無花果》時，並未受到查禁，也許當局不重視此雜誌，或認為此雜誌發行不廣，故放過一馬。
[41] 吳濁流，《臺灣連翹》，頁260。
[42]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29-230。
[43] 歐宗智，〈吳濁流性格的矛盾與掙扎：讀《無花果》與《台灣連翹》〉，《臺灣圖書館理季刊》(台北)，卷2，期2，頁111。
[44] 參考藍鳳貞碩士論文，小說還有其他虛構的情節：吳父沒有娶姨太太、吳的兄弟沒有人做過保正、吳未婚前所服務的學校都沒有日籍女教員，也不曾與日本女性談戀愛。見藍鳳貞，〈吳濁流與臺灣文學發展之研究〉(台灣國立中央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頁37。
[45] 吳濁流說：「當時筆者所住的房子，前面是台北驚察署的官舍，一連排着十數間，其中也有熟悉的特高兩三人。在這環境下，要寫這篇小說的第四篇、第五篇是不大方便的，因之有點兒畏縮感。…於是寫好就藏在廚房的炭籠下面，有了一些數目就疏開到鄉下的故鄉去。」見：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日文版)自序〉，收入氏著，《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景出版社，1977)，頁180-181。
[46] 張良澤，〈『吳濁流作品集』總序〉，收入吳濁流著，《亞細亞的孤兒》，頁2。
[47]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日文版)自序〉，收入氏著，《台灣文藝與我》，頁181。
[48] 福澤諭吉，〈論與朝鮮的交際〉，轉引自：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頁32。
[49]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68。
[50]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47。 「國語化」指的是日本統治者的「國語」，即日本語。
[51]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3。
[52]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7。
[53]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60。
[54]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74。
[55] 吳濁流，《無花果》，頁37。
[56] 吳濁流，《無花果》，頁39。
[57] 吳濁流，《無花果》，頁71。
[58]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72。
[59]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83。
[60]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02。
[61]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03。
[62]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10。
[63]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78。
[64] 吳濁流，《無花果》，頁125。
[65] 黃光國，《最後的亞細亞孤兒》，頁44。
[66]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89。
[67]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49-51。
[68] 吳濁流，《無花果》，頁112。
[69]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20。
[70]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日文版)自序〉，收入氏著，《台灣文藝與我》，頁179。
[71]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75-176。
[72]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76-177。
[73]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79-180。
[74]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86。
[75]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83。
[76]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88。
[77]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93。
[78]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07。
[79]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09。
[80]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09。
[81]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94。
[82]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86。
[83]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86。
[84]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89。
[85]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40。
[86] 吳濁流，《無花果》，頁188。
[87] 吳濁流，《無花果》，頁192。
[88] 吳濁流，《無花果》，頁200-201。
[89] 吳濁流，《無花果》，頁216。
[90] 吳濁流，《無花果》，頁217-219。
[91] 吳濁流，《無花果》，頁223。
[92]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63-264。
[93]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44。
[94] 吳濁流在《臺灣連翹》裡，講述那位愛好文學的日本籍女教員，原先和台灣人相好，後被郡督學折散，後來她和日本憲兵結婚。由於戰爭，她丈夫經常應召服役，六年後死在戰場上。見：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頁87-88。
[95]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21。
[96]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22。
[97]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90。 小說這樣描寫：「大約經過半個月的奔走，分家問題總算有了眉目：計長孫田一百石、父母養老田各五十石，其餘財產分為三份，阿玉的兒子因係庶子，二人合得一份。太明雖然反對這種歧視庶子的辦法，但卻愛莫能助，他似乎還有把自己應得的財產割愛相讓的那種積極的同情心。」
[98]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69-270。
[99]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71-272。
[100] 太明的爺爺胡老人，管理族人公產，因族人受志達鼓動，要求分公產。胡老人受打擊而去世，代表中國傳統的宗族觀念，在殖民地時代加速瓦解。太明的母親阿茶是憂憤而死，象徵殖民政府強徵農民儲備糧。第三個逝世的親是是「庶弟」志南。
[101]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44-245。
[102]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11。
[103]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12。
[104]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192。
[105]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30-231。
[106]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77-278。
[107]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28、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