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9日 星期四


[本文是筆者在20184月參加香港珠海學院主辦「第三屆中華文化人文發展國際學術研究會」,提交的論文,經修訂後收錄在是次研討會論文集。]

論劉醒龍長篇小說《蟠虺》的君子品格

梁建華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碩士研究生

摘要
   當代湖北作家劉醒龍於2014年發表長篇小說《蟠虺》,描寫一名年屆七旬的研究青銅重器專家學者曾本之,於二十多年前武漢鬧學潮的動盪時期,發現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館的曾侯乙尊盤,被人以仿製的偽器換掉。曾本之憑藉「青銅重器只與君子相伴」的信念,在垂暮之年聯合一群有志之士,破解難題,尋回這一組尊盤文物,還於省博物館,使之再次重現在國人面前。小說內容還涉及各類人等對曾侯乙尊盤的染指、仿製和爭奪,諸如政治野心家、文物古董走私販子、仿製及販賣青銅重器的江湖巧匠、欺世盜名的神棍等。曾本之既有面臨名利的誘惑,也有面對學術界對他的學術權威地位的挑戰。
  作家有意以主角曾本之的人生信念來向當代知識分子提出「君子品格」的命題,小說以一句警語「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識時務者為聖賢」為開篇首句,可說是全篇小說的中心思想。君子品格有何內涵?《論語.憲問》記載孔子論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本論文嘗試以這君子德行的三個範疇,來討論《蟠虺》主角曾本之在經歷事上磨練後所達到的境界。

關鍵詞︰劉醒龍、蟠虺、君子品格、曾侯乙尊盤



一、小說依據的考古發現和歷史背景
  劉醒龍(1956- )是當代湖北作家。有關劉的生平,筆者在上屆(2017)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已有略述,本文從略。[1] 劉自言其文學創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三期創作階段由本世紀初延續至今。[2] 小說《蟠虺》發表於2014年,是劉的第三期文學創作。同一時期的代表作品還有《聖天門口》和《天行者》等。筆者認為上述的三本長篇小說的中心主題,均是探討人生理想與使命的命題。在劉發表《蟠虺》之前,很多文評學者習慣把他分類為鄉土作家,故此當文評者看到《蟠虺》時總會感到意外,有文評者甚至以「中年變法」來形容他。[3] 劉最新創作的長篇小說《黃岡秘卷》,在《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8年第2期發表,筆者尚未閱讀此篇小說。據網上資料介紹,《黃岡秘卷》關注現實和普通人,關切和同情底層人群境況,[4] 如此則這篇最新創作小說再次回歸鄉村城鎮題材。可見,《蟠虺》是作家創作歷程上別具一格之作。

  《蟠虺》刊行不久,《人民日報》曾選登其中的第10(小說計有33),同一版面的〈編者記〉解釋小說篇名:「蟠虺(pán huǐ ),是青銅器中的一種紋飾,以捲曲盤繞的小蛇形象,組成連續不斷的裝飾。」[5] 小說是以青銅器「曾侯乙尊盤」的尊和盤上口沿的蟠虺紋飾為篇名。1978年湖北省隨縣(現為隨州市)曾侯乙大墓的發現,是當代中國考古界的盛事,從墓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墓主棺椁;大量青銅器如編鐘、九鼎八簋、尊盤;還有漆器、金器、玉器和大量竹簡等。[6] 考古學者根據出土青銅器上的銘文,確定墓主為先秦時代的地方諸侯曾侯乙,又據一座編鐘架上懸掛的鎛鐘上的銘文,推斷曾侯乙下葬時期為戰國初期的公元前433年前後,[7] 距今超過2400年。國家文物局於2002年頒佈《首批禁止出國()展覽文物目錄》,表列64/組禁止出境展覽的文物,其中便包括了曾侯乙尊盤、曾侯乙編鐘和曾侯乙墓外棺等文物。[8] 湖北省博物館設有「曾侯乙墓展廳」,展出大墓出土文物。博物館「曾侯乙尊盤」展櫃的介紹文字說:
  尊盤,由尊與盤兩件器物組成。出土時尊置於盤中。尊是盛酒器,盤則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為一器。此器原為曾侯乙的先君曾侯{}所用,曾侯乙繼而用之,並將盤內的銘文改刻為「曾侯乙作持用終」。
19796月在武漢曾有一場傳統精密鑄造工藝鑒定會議,專題討論曾侯乙尊盤,會議的鑒定報告上稱尊盤口沿紋飾為蟠虺紋飾。[9] 也是這份報告,提出器物上的透空附飾是熔模鑄件。[10] 二十多年後有學者提出質疑,提出先秦時代的中國不存在失蠟法的青銅鑄造工藝,正反兩方學者分別撰文辯論。[11] 中央電視台「科學及教育」頻道(CCTV-10)曾於20146月播放一輯紀錄片探索發現.曾侯乙尊盤》,訪問正反雙方學者所持的理據。

二、小說《蟠虺》內容略述
  小說有明確的時代標記,是直寫當代人和事。1978年湖北隨縣發現曾侯乙大墓,省級學術機構楚學院兩名青銅重器研究專家學者曾本之郝嘉參與發掘和研究工作。曾本之主持曾侯乙編鐘的仿製工作,經五年的努力仿製成功,還複製了四套編鐘。[12] 相比之下,曾侯乙尊盤一直未能成功仿製,是楚學研究上的一道難題。曾本之提出尊盤是以失蠟法工藝鑄造,並且提出「最早使用失蠟法制造青銅重器的人是楚莊王的兒子楚共王,為中國青銅史寫上全新的一頁。[13] 曾本之由此奠定了青銅重器學術權威地位,而且曾本之對甲骨文的研究,同樣被尊為學術泰斗。郝嘉並不同意曾本之作出的曾侯乙尊盤是以失蠟法鑄造的結論,他心存競爭,要以個人之力複製曾侯乙尊盤。同時郝嘉又熱心政治,以楚學研究評論當代,在1989年夏天積極參與學潮,因此被省政府設立的專案組隔離審查。曾侯乙尊盤等一批青銅重器每年均要由省博物館送來楚學院進行檢查。以往每年檢查尊盤的工作,是由郝嘉主持的,因郝嘉被隔離,檢查尊盤工作落到曾本之身上。此時曾本之卻發現尊盤被可以亂真的偽器換掉,曾本之私下通知郝嘉後不久,郝嘉竟跳樓死亡。知道尊盤被盜換秘密的,還有曾本之的入室弟子鄭雄,二人有默契,在找到真品之前,先不曝光博物館展品是偽器的事。二十多年後,是小說開端之時,曾本之剛過了七十歲大壽不久,先後收到兩封冒用郝嘉印章的信件,第一封信像啞謎般寫上「拯之承啟」四個甲骨文字,第二封信則是「天問二五」,仍是甲骨文。曾本之與楚學院另一老學者——古絲綢和漆器專家——馬躍之共同研議,判斷信件是催促曾本之要處理曾侯乙尊盤的問題,表面上是尊盤的仿製難題,曾本之的難言之隱是尋回失蹤的尊盤真品。曾本之還有一名門生郝文章,在八年前犯了「盜取曾侯乙尊盤文物」罪,被判監八年。郝文章與青銅大盜何向東(江湖渾名老三口)關在監獄同一囚室。郝文章在楚學院工作時已懷疑博物館的尊盤是偽器。老三口不僅是盜墓賊,還是仿製青銅器高手,他是河南安陽人,當地一直有人仿製青銅器販賣營利,但手工粗劣,容易辨別。老三口在讀高中一時輟學,跑到甘肅岷縣清水村,拜師學藝十幾年,練就高超技藝,仿製出來的青銅器足以亂真。郝嘉生前曾私下找老三口合作,意圖仿製曾侯乙尊盤。曾本之收到第一封甲骨文信後,唯一一次到監獄去探望老三口,二人見面即針鋒相對一番,有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心理因素。臨別時老三口唱了一首「洮岷花兒」民歌,把曾侯乙尊盤的埋藏秘密暗示了給曾本之,至於是否能猜破,便要看曾本之的造化了。老三口後來被保外就醫,不久竟被仇家殺害。

  另一方面,鄭雄由學從政,成為省文化廳副廳長,被「老省長」拉攏,出任新成立的「青銅重器學會」會長,職務屬正廳級。這學會更獲研究經費三千萬元,任務是要仿製曾侯乙尊盤,並且有指定完成限期。老省長有上層政治人脈關係,在退休前的職務是省長助理,臨退休前跑關係「弄到一紙享受正省級,也就是省長待遇的文件。[14] 老省長和另一名自稱有異能的文物商熊達世結成同盟關係,效力於政壇高層的某一野心家,他們的如意算盤是拿鄭雄仿製成功的尊盤偽器,來替換出省博物館的「曾侯乙尊盤」,獻給政壇野心家,相信曾侯乙尊盤能為擁用者帶來好運。事緣這組青銅器出土時,郝嘉和曾本之發現尊盤有冒出紫氣的奇特現象,野心家和欺世盜名者卻視之為「紫氣東來祥瑞」。郝文章出獄後不久,被熊達世挾持,要他和鄭雄競賽,兩人按其學術理據,分別採用範鑄法和失蠟法來主持仿製尊盤工作,兩組鑄造團隊費盡心力均無法仿製出合格尊盤。最後,還是曾本之和馬躍之等人合力猜破老三口的「花兒民歌」,找出埋藏的曾侯乙尊盤,成功送回博物館收藏。後來曾本之才發現換出來的尊盤,也應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物,或許應稱之為「曾侯甲」或「曾侯丙」尊盤,是老三口盜墓得來,並且以此換出曾侯乙尊盤的。鄭雄帶著換出來的尊盤(也是文物),經長江水路運送途中遇到意外,尊盤沉落河底,老省長、熊達世和野心家等的轉運美夢破滅。

  小說還有一眾女角,如曾本之妻安靜,女曾小安、外孫女曾楚楚、馬躍之妻柳琴萬乙女友沙璐、老三口妻華姐等,均是小說的重要角色,因本文篇幅限制,她們的故事情節不作細說。

三、君子與三達德
  小說反復說「青銅重器只與君子相伴」,[15] 先秦時代關於君子的討論,總離不開《論語》這篇經典。楊伯峻(1909-1992)撰寫〈論語詞典〉,有解釋「君」與「君子」兩詞:「君(46):古代的天子、諸侯都稱君」;「君子(107)有道德的人 在高位的人」。[16] 小說裡談論的君子,其含意也有古今的兩重意思。例如主角曾本之說「我只是遵循青銅重器只與君子相伴的古訓」,[17] 其語所指的君子,實是古今雙重語意。如以「古訓」來理解,曾本之所說的「君子」,是周至春秋戰國的青銅時代的天子諸侯卿大夫等身處高位之人,與及管治階層最低一級的「士」。按周代封建禮樂制度所定的「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的等級制度,[18] 是使國人明貴賤分等級。周代封建制度缺點是王侯公卿等貴族是世襲的,不按人的德才賢能而有升降調節。孔子(551-479)整理上古典籍,雖說是述而不作,還是有所損益,把「君」的語意擴充為「君子」。對於身處統治或治人者的君子而言,需要努力提高自身德性,對庶人而言,也相信一個人能憑籍自己努力而成為具有道德的君子。後世的君子一詞便專指有道德的人。梁啟超(1873-1929)撰寫〈孔學提綱〉,稱君子與仁這二者是密不可分,梁啟超寫道:「什麼是人格呢?孔子用一箇抽象的名來表示他,叫做仁,用一個具體的名來表示他,叫做君子。」[19] 按此可引伸說,君子的人格養成,也就是成仁。其次,小說描寫當代人為君子時,則是楊伯峻解釋「君子」的第二義「有道德的人」,如老三口見曾本之時說的「正人君子的君子你做到了」,[20] 便是相信曾本之是有道德的人。

  1922年梁啟超在蘇州學生聯合會演講,談到「知、情、意」教育,提出以孔子說的「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21] 來作為學子求學與做人的標準。梁於是次演講向學生解釋:知者不惑,是說通過學習吸收知識,養成判斷力。勇者不懼是因有意志而堅強,能堅強需有兩要點:一是要心地光明,二是不被劣等欲望所牽制。仁者不憂此語較難理解,因范仲淹(989-1052)寫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豈能以《語語》「仁者不憂」一語來評說范仲淹尚未成為仁者?梁啟超在演講裡以「人之所以憂」來釋疑解惑,人所憂者是憂成敗與憂得失,仁者鍛練至「自強不息」與「知其不可而為之」境界時,不會盤算一己的成敗得失,是以仁者不憂己身。

  小說又反映了現代人把春秋時代君子的兩重語意混淆的情況,青年學者萬乙向曾本之說:「青銅重器確實是歷史中的君子。沒事時我做過一些統計,從殷商周到春秋戰國,青銅時代真正的強豪無一不是品行端正的君子。[22] 此語是以後世的君子之義(有道德的人)來套用在春秋戰國時代。小說敘述一則歷史典故:吳王率師攻進楚都,楚王逃至隨國。吳王兵臨隨國城下,脅迫隨國交出楚王,但隨國君以楚隨兩國有盟約為理由而拒絕,吳王無奈退兵,楚王逃過一劫。這是隨國君誓守盟約的行為。[23] 劉以此來說明在春秋時代仍有諸侯國之間的盟誓倫理,這固然是一方面。然而,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是亂世,弒君篡位與列國兼併事例極多。[24] 孔子作《春秋》,是要使「亂臣賊子懼」。[25] 即使在現今社會道德標準來研判,也難以同意春秋戰國時代這類篡位者為品行端正的君子的。正如小說刻劃當代老省長和熊達世,與政壇高層某一野心家串謀,意圖將曾侯乙尊盤據為私有,來達到「開大運」的政治陰謀,小說這敘事角度也有着春秋筆法的。

四、俊傑、君子與聖賢
  小說主角曾本之受三大難題所困擾,而這三大難題是互相糾纏、難分難解的。首先,自曾侯乙尊盤出土至今,一直未能仿製成功,原因是「除了其構思巧妙,器型複雜,組件繁多,至今仍令人嘆為觀止外,更在於尊與盤上各有一圈獨一無二的透空蟠虺紋飾。[26] 這是學術研究上的一道難題。仿製尊盤的過程必然涉及使用失蠟法或範鑄法來仿製的問題,這又關係到曾本之的學術結論能否經受仿製的考驗,這是第二個難題,也是對曾本之的學術權威地位的挑戰。然而,更重要而且是曾本之不能明白示人者,是他要尋回真正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盤,他在二十多年前已發現,在博物館展覽的尊盤並非原物,他斷言博物館展覽的是偽器,是現代人仿製的,與真品有些差異。如按展覽的偽器來仿製,即使成功了也不能算是原來真品的仿製。所以在仿製之先,應找回曾侯乙墓出土的原來尊盤。然而使他困惑的,現今世上竟有仿製青銅器高手,能仿製出足以亂真的尊盤,這與尊盤的窮盡精華而獨步天下的不可複製性質,[27] 是互相矛盾、然而卻又是擺在他眼前的事實!

  曾本之也有個人名聲的考慮,多年以來想晉身成為院士,另一方面,他私下卻否定了自己早期提出的曾侯乙尊盤是以失蠟法鑄造的學術結論。曾本之處在這種困惑與自相矛盾的處境之中。促使他下決心解決上述的三大難題的,是在七十歲生日後先後收到兩封甲骨文信,言簡意賅:拯之承啟,天問二五。可說,曾本之一方面感慨歲月催人、時不我待;另一方面在名譽與使命的兩難抉擇中,下決心選擇了後者。使曾本之決定放棄申報院士的原因,一是看到他的得意弟子鄭雄,有意為他爭取申報院士,來牽制他不要放棄曾侯乙尊盤以失蠟法鑄造的學術結論。其次,曾本之還看破了老省長之所謂向上級爭取為青銅重器專家學者設一個院士名額,用意是要拉攏曾本之,不讓曾本之破壞老省長和熊達世的陰謀。「青銅重器只能與君子相伴」一語成了曾本之的人生格言,[28] 假若他本人缺乏君子修為而僅僅著眼於獲取院士名譽,他便沒有具備德力來尋回失蹤的國寶級文物曾侯乙尊盤了。曾本之的這種思想屬於宗教精神的信仰,沒法以邏輯推理得出來的。曾本之放棄申報院士的決定,是仁與勇的君子品格表現。

  曾本之尋回被老三口埋藏的曾侯乙尊盤後,按計劃是在尊盤由博物館護送來楚學院作年檢時換回真品的。此場境正是曾本之達至知仁勇三達德之時刻。曾本之和鄭雄、郝文章三人看着護送尊盤的保安人員先行在檢查室內佈置閉路監控電視,在場的鄭雄和郝文章都心情緊張,有患得患失的心情。曾本之坦然對兩名弟子說不要擔心:「一切都包括在天意之中。人在做,天在看,心中無鬼,百無禁忌。[29] 這是曾本之不去盤算三人得失,相信成功與否自有天意安排了。

  小說開首以一組警語箴言作為開場白,劉醒龍在一次訪談裡說:「小說開頭有一句話:識時務者爲俊傑,不識時務者爲聖賢如果說,寫這本書有什麽目的,這句話就是。希望天下少一些追勢利的俊傑,而多一些真正有理想的聖賢。」[30] 一個人如以成俊傑為人生目標,評判準則可以用世人眼光的「名成利就」來衡量。然而,一個人要想成為君子,則需要透過修身反省,努力躬行的知行功夫來達致。如《論語.述而》「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小說討論的俊傑與聖賢的對照,也仍是儒家反復討論的「義利之辨」的命題。人一心想成俊傑,也並不能說不應當,需要注意者,是不能拋棄道德底線。一個君子能否成為聖賢,則是要看對當時與及後世的影響,甚至需要時間積澱,是非功過還要留與後世評說。一個典型的當代例子是梁漱溟(1893-1988) 一士諤諤,在文革之「批林批孔」政治運動時期作出〈我們今天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發言,[31] 在當時世人看來實是不識時務之舉,梁漱溟被長期標籤為「反面教員」,至晚年才恢復名譽。

  小說還有二句甲骨文(),也是和俊傑與君子的議題相關。馬躍之發現了曾本之家中書房懸掛的曾侯乙尊盤的黑白放大照片,與楚學院曾本之辦公室懸掛的尊盤彩色照片有些差異,覺察出問題,想督促曾本之積極面對。於是,馬躍之便冒用郝嘉印章,先後寫了兩封甲骨文信給曾本之。曾本之和馬躍之討論這兩封信時,馬躍之說出一番解釋:「[……] 郝嘉死了二十幾年,還記着要給你寫信。你看看,無論卿本佳人,拯之承啟;還是奈何做賊,天問二五,說起來都能成立,都是意味深長。[32] 這組評語用在評說小說人物老三口和鄭雄均十分適合。

  老三口學成一身仿製青銅器好本領,沒有用在正途上,反而刻意炫技,挖空心思地把他自己仿製的偽器混進尚未被他人發現的古墓去,以愚弄一些青銅器收藏家,和嘲笑那些學藝不精的專家學者,把古墓出土但實是老三口仿製的偽器鑒定為「文物」。直至他一次盜墓時獲得最重要的收獲——「曾侯甲」或「曾侯丙」尊盤,用來換出曾侯乙尊盤。面對精美絕倫的尊盤時,終於有所感悟,心生敬畏,明白到還有超越技藝之上的道德力量,縱然身懷絕世技藝也不足恃。他說:「非大德之人,非得天之助,不可為之。[33] 老三口決定收手不幹,認為再做下去是逆天意了。[34]

  鄭雄性格十分複雜。他為了捍衛老師的學術權威地位,與學界質疑先秦時代中國已出現失蠟法鑄造工藝的挑戰者展開筆戰,也由此在曾本之退休後繼任成為楚學院院長。他事業上更進一步由學從政,調任省文化廳副廳長,成為副廳級幹部。如此看來,鄭雄是一時俊傑的人物了。然而,鄭雄的成功其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二十多年前郝嘉被隔離審查期間,鄭雄作為審查專案組成員之一,為了事業前途而不擇手段,下毒手將郝嘉推出楚學院六樓窗外,做成郝嘉跳樓自殺的假像,殺人而逍遙法外,把聰明才智用在害人利己之上。鄭雄不像老三口這類江湖人物相信所謂「舉頭三尺有神靈」或報應之類的民間信仰,一旦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放棄道德底線,便做壞事而無顧忌了。鄭雄有知有勇,卻偏缺仁,從這人物反證,仁知勇三達德是缺一不可的。

  鄭雄又為了接近曾本之而與曾小安結婚,成為曾家入贅女婿,他心裡明白曾小安已懷了郝文章的骨肉。曾小安生下女兒曾楚楚後,與鄭雄私下離婚了,但兩人表面上仍維持夫妻名份。鄭雄這樣做,維護了曾本之一家人的聲譽,也在公在私成為曾本之的「代言人」。然而這也扭曲了他的感情生活,只能偷偷摸摸地與情人許姬幽會。鄭雄有口才,也有政治野心,希望仕途上更進一步,向新上任的莊省長阿諛奉承。他的野心被老省長識穿,且以此為餌,引誘鄭雄入局,捲進仿製曾侯乙尊盤來替換真品的陰謀,更愈陷愈深,不能抽身而退。鄭雄不願見曾本之放棄失蠟法鑄造曾侯乙尊盤的學術結論,又與老省長合作向上級爭取為曾本之申報院士。鄭雄費盡心思,始終為個人名利而盤算,憂其個人的得失成敗。但另一方面,鄭雄仍保有對老師曾本之的敬畏心與求助心,還未至走向極端地要威脅曾本之或者破壞其替換曾侯乙尊盤計劃的地步,故鄭雄還未算是壞事做盡的一類人物。總結而言,鄭雄的所作所為應了讖語「奈何作賊,天問二五」。


五、結語
  最終曾本之完成使命,找出失蹤的曾侯乙尊盤,使之重現世人面前。他也經歷事上磨練,不受個人名聲的束縛困擾,達成君子的知仁勇三達德。曾本之是否因此而成聖賢呢?恐怕還不至於吧。所以小說開篇的一句應修改為: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識時務者為君子。因為君子是每一個人都可立志和踐行的。成聖成賢則還是留待後世評說。人可以景仰追慕聖賢,勉勵自己前行而已。

  小說讓當代讀者重溫上古春秋戰國時代文物制度和歷史事蹟。這封建時代距今達二千四百多年,古今兩時代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差異之大,真是人間正道是滄桑。上古封建時代以青銅器物來分等級明貴賤的整套禮樂制度及相應的價值觀念,到現代社會已失去意義。縱然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不斷演變,仍有千古不易的人格培養課題,《論語》反復對君子及仁的討論與實踐,仍有穿越時空的時代意義。小說以精美絕倫的尊盤青銅器來感召當代人,即使生活在日新月異的時代,仍需要心存敬畏,自勵自勉養成君子人格,這是小說帶給讀者不一般的閱讀體驗。

  劉醒龍另一篇代表作《天行者》,與《蟠虺》相映成趣,兩篇小說刻劃了兩類截然不同的知識分子,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35] 本文受篇幅所限,惟有留待後來作進一步評論了。


[1] 有關作家生平,請參閱:梁建華,〈告別革命後的反思——論劉醒龍長篇小說《聖天門口》〉,收入:黃湘陽主編,《第二屆中華文化人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及歷史研究所,2017),頁596-597。此論文也收錄在筆者個人博客網頁:http://leungkwj.blogspot.hk/2017/12/blog-post.html
[2] 劉醒龍自言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說系列是盡情發揮想像力的時期,第二階段中篇小說是被現實的魅力所吸引,第三階段是長篇小說創作,糅合了第一、二期寫作的長處。見:劉醒龍、周新民,〈和諧:當代文學的精神再造〉,收入於可訓主編,《對話著名作家》(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9),頁33
[3] 汪政,〈價值、知識與話語——劉醒龍長篇小說《蟠虺》談片〉,收入黃永林、李遇春主編,《劉醒龍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頁330
[4] 網頁:http://op.inews.qq.com/m/20180415A0CHEO00?refer=100000355&chl_code=cul&h=0 (瀏覽日期:2018517)。據聞,小說《黃岡密卷》單行本將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5] 〈編者記〉,《人民日報》(北京)2014716日,第24版。
《現代漢語辭典》釋「虺」為「古書上說的一種毒蛇」;「蟠」為「盤曲」之意,如龍蟠虎踞。 劉醒龍在一次訪談說:「虺五百年為蛟,蛟一千年為龍。」此傳說出自〔南朝梁〕任昉撰《述異記》:「水虺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為角龍,千年為應龍。」
[6] 有關發掘情況及出土文物詳情,參考: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北京,1979年第7),頁1-24,98-105
[7] 譚維四(1930- )在《曾侯乙墓》一書記載:鎛鐘懸掛於編鐘架的顯著位置。鎛鐘上有銘文三十一字:「佳王五十又六祀 返自西陽 楚王 乍曾侯乙宗彝 奠之於西陽 其永持用享」。據此證明是楚惠王熊()章於五十六年(公元前433)送此鎛鐘給曾侯乙。見:譚維四,《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40-42。頁41為鎛鐘銘文圖片。譚維四道:「確知墓主為曾侯乙,是一個諸侯國的國君,身份高貴。其下葬年代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見同書,頁3
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CCTV-10)《大家》紀錄片欄目有一輯介紹譚維四主持發掘曾侯乙墓過程,2013719日出。有網上視頻:http://tv.cctv.com/2013/07/19/VIDE1374249427291411.shtml (瀏覽日期:201839)
由於曾侯乙大墓出土,也引發了考古學界討論諸侯國之曾與隨是何種關係的討論,稱為「曾、隨之謎」,多數學者同意曾國也即是隨國的學術觀點。見譚維四,《曾侯乙墓》,頁66-70。《史記.楚世家》記載春秋時期楚伐隨及楚隨結盟的歷史,及後來《春秋左傳》記載吳王攻入楚都,楚王逃至隨國的歷史。參閱:〔漢〕司馬遷著,《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695;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792
[8] 見: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網站http://www.wenbao.net/html/whyichan/64th/64SHOU.htm (瀏覽日期:2018221)
[9]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所屬鑄造學會的傳統精鑄工藝鑒定會對曾侯乙尊盤的鑒定報告寫道:「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尊、青銅盤,造型端莊優美,紋飾精巧、複雜,尤以口沿附飾的蟠虺雲彩狀透空花紋,盤旋重叠,於複雜中見條理,有極高的技藝水平,是現已出土的青銅器中最複雜、精美的珍品。」見:譚維四 《曾侯乙墓》,頁171。該鑒定報告篇名是〈曾侯乙墓青銅尊盤鑄造工藝的鑒定〉,1979628日定稿,收錄在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646 華覺明(1933- )在記錄片《探索發現.曾侯乙尊盤》訪問片段中說,這次鑒定會,一共有三十多位國內的頂尖精密鑄造專家參加。參考網上視頻:http://tv.cntv.cn/video/C14092/5996330b8158498c84e2bda89104f3b3 (瀏覽日期:2018224)
青銅是銅、錫或鉛的合金,比純銅堅硬,因氧化後呈青灰色,故名為青銅。
[10] 這報告寫道:「尊盤本體鑄造使用了當時的泥型技藝,而對泥型不能製造的透空附飾採用了熔模鑄造。」及「鑒於附飾花紋的繁雜纖細精巧,說明這並不是最早的熔模鑄件。」見:譚維四,《曾侯乙墓》,頁171。泥型鑄造又稱「範鑄法」,熔模鑄造又稱「失蠟法」。
[11] 因小說《蟠虺》涉及尊盤的鑄造工藝,故參照現實學術界正反兩方論文,作為閱讀小說的背景資料。反方論文有:周衛榮、董亞巍、萬全文、王昌燧,〈中國青銅時代不存在失蠟法鑄造工藝〉,《江漢考古》(武漢)2006年第2期,頁80-85,61。正方論文有:華覺明,〈中西方失蠟法之同異兼評「先秦不存在失蠟法」一說〉,《考古》(北京,2010年第4),頁87-96;譚德睿,〈中國早期失蠟鑄造問題的考察與思考〉,《南方文物》(南昌,2007年第2),頁36-40
[12] 劉醒龍,《蟠虺》(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頁86 小說描寫道:「一套放在原件出土地點所在的隨州市博物館,一套留在省博物館,第三套給了有小故宮之稱的台北市仁愛路鴻禧美術館,第四套則被黃帝陵所收藏。 本文引用小說內文時,以仿宋體標識。
[13] 劉醒龍,《蟠虺》,頁88
小說這樣寫也是有依據的,1978年河南淅川縣下寺發現一座春秋晚期楚墓,墓主是楚國貴族子庚,他是楚莊王(?-591)之子、楚共王(600-560)之弟。墓葬出土青銅重器雲紋銅禁(「禁」是青銅器皿,是一具酒案,名為「禁」是禁止在非祭祠時飲酒之意),學術界一般同意雲紋透空紋飾是以失蠟法鑄造,銅禁又兼有範鑄和焊接工藝。雲紋銅禁在出土時已裂開成一堆碎片,河南省博物館文物修復師王琛和他父親共同修復這座雲紋銅禁,便是使用失蠟法鑄件作修補。參見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CCTV-3)製作《國家寶藏》電視節目第三集(20171217日播出)河南省博物館推薦三件國寶文物,第三件是雲紋銅禁。網上視頻:http://tv.cctv.com/2017/12/17/VIDEOGdqunlrUeBGBiN3KIaK171217.shtml (瀏覽日期:2018221)
[14] 劉醒龍,《蟠虺》,頁65
[15] 劉醒龍,《蟠虺》,頁151
[16]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238
[17] 劉醒龍,《蟠虺》,頁213
[18] 小說《蟠虺》此處引述周代禮樂制度,見劉醒龍,《蟠虺》,頁222 有關周代按封建級別規定祭禮用鼎數量,見《春秋公羊傳.桓公卷四》何休注:「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點校引文據: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編,《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86
[19] 梁啟超,〈孔學提綱〉,《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12。《論語里仁》有一則論君子與仁緊密相關:「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20] 劉醒龍,《蟠虺》,頁128
[21] 梁啟超,〈為學與做人〉,《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頁104-109
「仁者不憂」出自《論語.憲問》:「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22] 劉醒龍,《蟠虺》,頁151
[23] 劉醒龍,《蟠虺》,頁390 《史記楚世家第十》有此事記載,見:〔漢〕司馬遷,《史記》,頁1715-1716
[24] 錢穆(1895-1990)分析,周王東遷後王命不行,列國內亂、諸侯兼併,繼而有霸政代王政成為諸侯共主,霸政衰微後是諸侯國由大夫執政,再演變成戰國時代。錢穆,《國史大綱》(香港:商務印書館,1989),頁37-38, 47-48、頁54-55。關於列國內亂,錢穆注釋說:魯桓公弒兄自立、宋華督弒殤公、晉曲沃伯殺哀侯、陳公子佗殺太子免自立、鄭祭仲逐昭公立厲公、鄭高渠彌弒昭公等,「前後十九年內,禍變迭起有如此。」關於諸侯兼併,錢穆據〔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說:「楚併國四十二、晉十八、齊十、魯九、宋六,其他不具舉。」(38)
[25] 《孟子.滕文公下》。
[26] 劉醒龍,《蟠虺》,頁155
[27] 劉醒龍,《蟠虺》,頁87
[28] 劉醒龍,《蟠虺》,頁213。另一小說人物郝嘉則認為「與青銅重器打交道的人,心裡一定要留下足夠的地方安放良知!」見同書,頁261
[29] 劉醒龍,《蟠虺》,頁457 小說接着描寫曾本之如何佈置郝文章和鄭雄怎樣合作來掉換尊盤,本文從略。
[30] 劉醒龍、周新民,〈《蟠虺》:文學的氣節與風骨——劉醒龍訪談錄〉,《南方文壇》(南寧,2016年第6),頁94
[31]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卷7,頁270 有關文革「批林批孔」時期梁漱溟發表〈我們今天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發言的前因後果,參閱:汪東林編,《梁漱溟問答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頁260-273
[32] 劉醒龍,《蟠虺》,頁212
[33] 劉醒龍,《蟠虺》,頁462
[34] 劉醒龍,《蟠虺》,頁466-467
[35] 有文評者從「民間與廟堂」角度來討論《天行者》與《蟠虺》描寫的兩類知識分子,繼而討論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與文化認同構建。參閱:徐勇,〈從文學尋根到文化自覺——劉醒龍長篇新作《蟠虺》的文化史意義〉,收入黃永林、李遇春主編,《劉醒龍研究()》,頁388-389
筆者認為劉醒龍筆下的小說人物要面臨精神和利益的對峙考驗,以此「兩難選擇」角度來檢視這兩篇小說,還有討論空間,尤其是兩篇小說裡均有引述「二桃殺三士」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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