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中國文化碩士課程的「研究入門功課」。原文有註釋，在這裡張貼時不能顯示。敬請留意。]
〈李克強訪港，看望饒老問安康 肯定推動中華文化去向世界貢獻〉，香港《大公報》，2011年8月19日，A6要聞版。
國家副總理李克強(1955- )於2011年8月16日至18日來香港訪問，於8月18日上午出席香港大學百週年校慶典禮。在典禮開始前，先到港大陸佑堂休息室與國際知名國學大師饒宗頤(1917- )會面交談，送上問候，會面時間不長。翌日香港報章媒體聚焦在港大校慶典禮上各嘉賓致辭，而僅將李克強看望饒宗頤的新聞以花絮式報導處理，未能反映這次會面的文化意義。 香港《大公報》的新聞處理則與眾不同，放在「A6要聞版」，與另一則新聞〈港大核心價值：開放多元自由〉平分一版。《大公報》更把這則新聞放在上半版，以〈肯定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貢獻〉為副標題，這突顯了這次會面帶來的推動中華文化意義。又輔以〈資料 「北季南饒」並稱於世〉一文，讓讀者認識季羨林和饒宗頤兩位大學問家等。
即使如此，《大公報》新聞忽略了一條新聞線索。李克強問候饒宗頤做研究情況時，饒宗頤憶述曾出席北京大學一百週年紀念演講，提出做學問要做到「求是」、「求真」和「求正」。《大公報》新聞沒有報導這項重要訊息，是美中不足。香港政府新聞處發佈的錄像新聞上有此一節，可惜沒有配上字幕，香港市民的普通話聽力一般，上網重看還需細心聆聽。當日在現場參與採訪的記者，聽到饒宗頤講話，如果沒有查證，是很容易聽錯和報錯的。正如另一份報章香港《文匯報》，是有報導饒宗頤所說的「三求」，卻誤記錄成：「饒老回應指，盡力研究是盡中國人的責任，並要不斷求實、求真、求證」。 把「求是」誤寫成「求實」、「求正」誤寫成「求證」。筆者找到饒宗頤的演講文章， 核實「三求」應為「求是、求真、求正」。細想這是饒宗頤在十年前說過的，現在和副總理交談再說一遍。饒老是把長期從事人文科學研究的寶貴經驗，精煉成「三求」，作為做學術的最終目標，寓意深遠。記者的錯誤報導，即便是無心之失，實扭曲了饒老的原意了。
更為可惜者，香港往後傳媒輿論焦點，集中在批評香港警方濫用警權限制示威者活動範圍、與及香港大學校長未能維護學生表達抗議的權利等政治性議題。李克強看望饒宗頤的新聞，可說是一瞬即逝，隨後不復見有談論。這也反映出香港輿論界對中國文化認識不深，對中國文化新聞欠觸覺，錯過國學大師的一番好意。
本文嘗試據《大公報》這則新聞，加以註釋，補充資料，望能供讀者思考這次會面所帶出的文化意義。新聞原文以墨綠色字標示，以資識別。同時，筆者整理兩篇文章作為附錄，介紹饒宗頤和李克強生平簡歷，供讀者參閱。
[省略：新聞加註釋部份]
小結
(一) 「饒老三求」的微言大義
為了弄清楚「三求」的含義，有必要細讀饒宗頤在2001年的北大百年紀念論壇演講原文：「當前是科技帶頭的時代，人文科學更增加它的重任，到底操縱物質的還是人，『人』的學問和『物』的學問是同樣重要的。我們應該好好去認識自己，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我們的價值判斷似乎應該建立於『自覺』、『自尊』、『自信』三者結成的互聯網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廣闊目標的追求，去完成我們的任務。」 在十年後的2011年，饒宗頤和李克強會面時重提「三求」，可見饒老重視此三大目標。
筆者閱讀上文的理解是：我們從事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是同樣重要，無需自大或自貶。自然科學是開拓知識和發明器物供人使用。人文科學則是探討和樹立人類的生活價值準則、目標追求。人一旦迷失價值目標，將沉淪於物欲，背離天人合一的正道。人文科學的價值判斷學問，是以「自覺、自尊、自信」為根基，要追求三個目標，即是「求是、求真、求正」。筆者嘗試演繹「饒老三求」如下：
求是：求樹立是非標準，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求真：在人文科學領域，是求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
求正：「正」有多重解釋和意義。古代「正」又作「政」解，如現代政治、行政等概念，即將管治理念實行之道。另一解釋是正義，以法律、輿情來伸張公義。所以求正是含義廣泛，在求是和求真形成價值標準後，繼而尋求實施執行的方法。
《文匯報》記者把饒宗頤的「三求」誤寫成「求實、求真、求證」。求證與求正的意義差距甚遠，求證為證明一個理論(或學說)的真假，沒有實現政治與伸張正義的意義。求實又與求真的意思重覆。沒有「求是」，失去追求確立好壞善惡的是非標準。一二字之差，饒老微言大義即失真。故新聞記者責任重，寫報導時多作考證，便十分重要了。
(二) 中國文化復興的心願
李克強在1978-82年期間在北京大學讀法律系，在北大考取法學學士、經濟系碩士和博士，做學問也下過苦功的。一次偶然機會，李克強受到季羨林的言傳身教，親身體會為學的認真嚴謹態度。季羨林和饒宗頤兩人同樣博學多材，學問深厚，惺惺相惜。季饒兩老是我們為學問研究者的典範。
李克強撰寫的〈追憶李誠先生〉一文， 末段憶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夏天從鄉村回城探親，探望李誠的情景：「當我看見李先生時，發現他正半跪式地趴在一張小涼牀揮汗如雨地寫作。…他想寫一本《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講述中華文化的變遷。…究其本意，則是要說明中華文化是綿延不絕的，是必然要中興的。…我竟然隱約地預感到這個動亂的年代行將結束，中華文化繁榮的時期即將開始。」 中華文化繁榮和復興，是中華兒女的百年心願。日後李克強成為新一代國家領導，如能回想文革時期，其啟蒙老師李誠在家中半跪地趴在小涼牀揮汗寫作國學著作的艱辛感人情景，由此而推動有利於文化繁榮復興的政策，國人拭目以待了。
2001年的世紀之交時，饒宗頤期望中國在二十一世紀踏上一個文藝復與的時代。數年後，當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許嘉璐(1937- )於2006年12月應邀來香港大學出席「學藝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演講， 題為〈論中華文化的復興〉， 將饒宗頤提倡的「文藝復與」進一步發揮至文化復興層次，說：「一個民族只有經濟，而沒有一個統一而又多元、互相包容、生命力很強的文化，是強大不起來的。一時強大也必然迅速地衰落。」 可見文化是民族的靈魂。中華文化的復興，有賴於當代中國人求是、求真、求正，為往聖繼絕學，任重道遠。
筆者個人國學知識淺漏，對饒老三求的理解粗疏，望讀者諒解，更望有識者不吝賜教。
附錄一：饒宗頤(1917- )生平簡歷
饒宗頤，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號選堂，1917年8月9日生於廣東潮安(今潮州市湘橋區)。父饒鍔(1891-1932)，字純鈎，致力考據之學，且擅長詩文詞章，諳熟佛典，尤喜譜志(資料來源：百度百科)。著有《佛國記疏證》、《漢儒學案》、《清儒學案》等諸稿。家中藏書樓名「天嘯樓」，藏書數萬卷，譽為當時粵東最大的藏書樓。饒宗頤家學深厚，天資聰穎，自小得父親教導寫詩填詞，及寫作駢文和散文。饒宗頤10歲時(1927年)能讀《史記》。1928年拜金陵楊栻為師，習書畫，攻山水及宋人行草。1932年詠〈優曇花詩〉，詩作發表於中山大學中文系《文學雜誌》第11期。同年饒父病逝，饒宗頤繼承父志續編《潮州藝文志》，刊於《嶺南學報》1935年第4卷及1936年第5、6卷，成為研究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著作。1935年於廣東省立四中畢業，受聘於國立中山大學廣東志館任藝文纂修，後獲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1943-45年任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教授，1946年任廣東文理學院教授，並任汕頭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及主持潮州修志館，任《潮州志》總纂。1947年被推選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1948年到台考察高雄縣潮州鎮。1949年來港定居，1952-68年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968-73年受聘為新加坡大學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其間於1970-71年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1972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教授、法國遠東學院院士。1973年回港，73-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1978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應聘為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1979-86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1981-88年任澳門東亞大學(後改名為澳門大學)客座教授。1984年創辦澳門東亞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史部，並出任該學部主任。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1987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任中國敦煌研究院名譽研究員。1992年獲聘為上海復旦大學顧問教授。1993年任廣州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教授、名譽主任，廣州美術學院客座教授，泰國華僑崇聖大學顧問暨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1994年任北京廣播學院名譽教授。
饒宗頤長期從事學術研究，治學範圍廣博。2003年10月《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十四卷二十冊出版，按學術科目分類輯錄：史溯、甲骨、簡帛學、經術．禮樂、宗教、史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潮學、目錄學、文學、詩詞學、藝術、文錄詩詞等十四卷。其治學之廣，可想見一斑。
2002年饒宗頤捐贈私人藏書及個人藝術品給香港大學，成立饒宗頤學術館，翌年11月饒宗頤學術館在香港大學揭幕。
2002年饒宗頤以漢隸結合北魏碑風格寫佛教經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全文260字，獻給香港市民。香港政府於大嶼山昂平天壇大佛東鄰，設立「心經簡林」，2005年5月揭幕。饒書《心經》鑄刻在38條木柱，每條高八至十米，依山形地勢安放，排列成「8」字陣式，橫看的8字是數學的「無限大」符號，象徵「無限」、「無量」。
以上資料來源：
i) 施志咏輯，〈饒宗頤學術年表〉，收入施議對編纂，《文學與神明——饒宗頤訪談錄》(香港：三聯書店，2010)，頁342-365。
ii) 鄭煒明、林愷欣編，〈饒宗頤教授簡介〉及〈饒宗頤教授學術歷程述要〉，《饒宗頤教援著作目錄新編》(濟南：齊魯書社，2010，繁體版)，扉頁、及頁1-6。
附錄二：李克強(1955- )生平簡歷
李克強1955年7月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祖籍安徽定遠。父親李奉三(1915-?)， 1950-52年曾任鳳陽縣副縣長、代縣長、縣長等職，其後任安徽省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李克強在合肥市南門小學、及合肥市第八中學就讀。在孩童時代得鄰居的儒學家李誠(1906-1977)教導，學習中國古文經典，接受傳統文化薰陶。李誠是安徽池州人(另一說是石台縣人，原名澤宗)，字敬夫，是清末桐城派學者馬通伯(1854-1929)的學生。李克強於1997年撰文〈追憶李誠先生〉，刊登於《安徽日報》，懷念這位啟蒙恩師。文中說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停課鬧革命波及到小學，突然「閒賦」了，從而產生了向李誠問點什麼的念頭，得到李誠答允。「時間是固定的，從每晚九時開始。…大約近一個鐘點。李先生用平和的語調，時斷時續向我講中國的國學，講治學的方法，講古今逸事…這種每天近一小時的講解，談論夾雜著議論，持續了近五年之久，幾乎穿越過我的少年時代。」(《李克強傳》，頁345) 在中學階段學校「要向工農兵學習」，正常的學科學業反倒排在次要位置。1974年李克強高中二年級畢業，國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於1974年3月至76年11月下放到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做知青(「知識青年」的簡稱)。李父曾在鳳陽縣任縣長，母親也是鳳陽人，當地有親戚，多少能得到關照。(《李克強傳》，頁44) 197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6年11月至78年1月擔任中共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隊(現為大廟村)支部書記(《李克強傳》，頁340)，領導村民修建水壩。文革結束後，李父想憑藉人脈關係，縣領導也想提拔李克強做縣級幹部。李克強不願，要憑自己的本事，不走關係。(《李克強傳》，頁52)
1977年國家恢復了停頓十年的高考，李克強是首批考生，被北京大學錄取。1978年3月至82年3月就讀北京大學法律系，期間擔任學生會常務代表委員會主席。法律系教授龔祥瑞(1911-1996)曾留學英國，師從英國憲法學大師詹寧斯，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龔祥瑞在北大講授外國憲法和比較行政法，此期間要整理教材，編寫教科書《比較憲法與行政法》，李克強等七位同學參與整理編書工作，受龔器重。李克強的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信息及控制》，被學校評為優秀論文。接著又翻譯《英國憲法史綱》，作為學校教學的參考資料。畢業時評為優秀畢業生。1982年3月至1983年留校，任北京大學團委書記，期間仍然師從龔祥瑞，專攻外國商法。並與國際政治系的楊百揆、劉庸安合作，翻譯了英國法官丹寧勳爵的著作《法律的正當程序》(Alfred Denning: The Due Process of Law)。1982年12月當選為共青團中央常委。共青團全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國家體制上是屬於人民團體，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力軍，培養黨國幹部接班人的場地。1983-85年任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兼全國學聯秘書長。1985-93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學聯副主席。在職期間仍兼讀碩士及博士課程，1988年獲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繼於1994年獲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是北京大學的學士、碩士、博士生。李克強由共青團中央起步，進入政界。李克強從政履歷，在此省略不表。
以上資料來源：吳鳴、林崢合著，《李克強傳》(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340-342：附錄表〈李克強簡歷〉、頁343-349：附錄一〈追憶李誠先生〉、頁27-34：第一章〈合肥少年〉、頁65-71：第三章〈燕園歲月〉。
綜合而言，李克強憑藉個人才智和努力成材，沒有父輩的政治資歷作依靠。不像習近平般有父輩高級幹部人脈背景。按學歷，李克強中小學時期沒有學英文，進北京大學後，才加倍努力地學英文。今年在香港大學百年校慶上，最後一節以英文發言，是刻苦努力的成果。
附錄三：李克強訪港行程 (省略)
參閱香港政府新聞處網站的新聞公佈 http://www.isd.gov.hk/pr/chi/ 。
2011年12月21日 星期三
論「文化」一詞應如何界定
[本文是一篇功課，字數4000字。完成於2011年12月7日。]
何茲全(1911-2011)著《中國文化六講》，在〈前言〉一文給出了「文化」一詞很廣泛的定義：「文化就是人類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結果和積累。地球上，自然存在的東西之外，凡經人類體力、腦力活動而後產生的東西，都屬於人類文化。」[1] 錢穆(1895-1990)認為文化是一大群集體人生裡的多方面的綜合。文化必有一體系，亦可說文化是一個機體。[2] 以上兩位學者說明了，文化一詞的約定俗成定義，是十分寬濶的，可以說是有人群的地方，便會形成文化。文化一詞，好像人的思想一樣，我們感受到其存在，然而並不易容說出來。梁漱溟(1893-1988)在《中國文化要義》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中國人關在中國社會構造裏面，反而弄不清頭腦，且先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那便立即恍然了。」[3] 指出以往中國人活在「日用不自知」境況下，不容易覺察到自身的文化，惟有通過與西方相比較，才容易看出中國文化的特質來。
近代自清朝1840年鴉片戰敗後，中國人一直在探求中國積弱的原因、尋找富國強兵、民族自強的方法。所以梁漱溟和唐君毅(1909-1978)兩位學者從文化比較的角度，來探討中西文化的差異，尋求中國文化的前景。也正是由於近代中國人受到西方文化衝擊的影響，所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會不會亡國亡種？中國傳統文化還有保存的價值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有急進的學者提出中國要迎接「賽先生」和「德先生」(科學和民主)，則必須反傳統、反封建、反禮教。因為這些舊中國傳統是阻礙中國進步的。[4] 唐君毅寫《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是在1949年南來香港後寫成的。在自序說，寫此書的目的，是要說明具有「圓而神」特性的中國文化精神，可全部攝取西方文化精神。完成中國文化自身當有之發展，實現中國文化理今所涵之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與全盤西化之二極，可以會通。在會通後，中國未來文化必有一新面目。[5]
由於這樣的時代背景，梁漱溟、唐君毅二人就中國文化的議論，是集中於與西方文化來比較，集中在西方文化的優異處，也即中國文化所缺乏處來比較。所求的是如何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動大手術，使中國人心靈恢復生氣，迎頭趕上世界潮流。孫中山(1866-1925)常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也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心理。這是當時的時代烙印，也是時代限制。時至今天，中國已擺脫了封建帝制和半殖民地時代，從新走上現代化軌道。學者余英時(1930- )指出，中國文化的現代轉變，離開了舊有軌徹，故然西化是轉變的重要環節，但現代化不等於西化，科技、制度層面的西化並不必然會觸及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的核心部份。[6] 時代不斷進步，現今的環境已和梁、唐二人所關注討論的情況不同。我們應可全面地討論文化的內涵和定義了。
文化、文明、人文等詞，中國古代已有。錢穆在《中華文化十二講》引用古代文獻來解說「人文」一詞的傳統含義。「《易經．賁卦》的彖辭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7] 賁卦的卦象是「上艮下離」，離為火，火有文明之象；艮為山，山有停止之象。賁卦彖辭將天文(自然)與人文一併來解說。天文之象，剛柔相交，如日月星辰的交替運行。人文之象，文明(火)使人民止(山)於應有的邊界，這是文明秩序。以人文的文明秩序教化天下，移風易俗。「文化」一詞連用，始於西漢：「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8] 故文化是「以文教化」之意，漢民族強盛時，向周邊民族施以文治武功，例子有漢朝滅西南方夜郎國。錢穆更以「夷狄而進乎諸夏則諸夏之」來說明「夷、夏界線在『文化』不在血統」。[9] 外族人接受了中國教化，便是中國人了。現代西方也有相同的情形，如英國讓殖民地獨立時吸納了外族人來英國本土移民，就有融入當地社會的課題。
現代漢語的「文化」和「文明」兩詞，是由英文Culture和Civilization翻譯過來的，與原來的詞意略有不同。錢穆解釋Culture的語意說：「比較偏近田野農作方面，如一切植物般有它自己的生命和生長。這是說一切人的生活和文化，主要不從外面傳來，卻從自己內裡長出，有它本身的生命。」[10] 其意思是文化是帶有區域性、民族性和原創性的。文化一詞不帶有優勝劣敗的含義，反映出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多元特質。故現代漢語「文化」一詞變得中性，保留了文明秩序，又不帶有向周邊外族施行教化的含意。英文Civilization 一詞的詞源是 Civil，含有城市化Urbanized的意義。[11] 現代漢語翻譯成「文明」一詞，是與「原始」一詞相對的。
余英時引述西方兩位人類學家克羅伯(A. L. Kroeber)和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做的關於「文化」的一百六十多個界說，並說他們最後的結論是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為系統，而文化的核心則由一套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系統所構成。[12] 這定義集中在一個文化系統的思想、價值、行為規範上面。與本文以下的定義不同。
一、
與生產相關的器具技術及其相關之社會制度等，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
二、
與社會治安秩序相關的，如國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習慣，法庭警察軍隊等，亦莫不為文化重要部分。
三、
與個人後天學習相關的教育設施、文化傳播、文字、圖書、學術、學校，及其相類相關之事，更是文化了。
其次，參考譚景輝老師介紹的梁崇榆論文《香港中國語文科初中精讀教材之文化教學研究》，[15] 梁崇榆將文化分為文化的原動力和事實表現兩大類別。文化的原動力產生了精神文化，有：哲學、文學、史學、音樂、美術等。而文化的事實表現產生了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物質文化有：器用、服飾、交通、醫藥、飲食、居住等；制度文化有：社會組織、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典章制度等。梁崇榆以內容來界定文化，列舉的例子很全面。
以上兩位梁先生以分類和列舉文化內容的方法，來給「文化」定義。與本文之前引述克羅伯和克拉孔的文化界定相比，多了物質文化(即衣食住行、生產)、和藝術性質的文化(表達情感、美感)。
回顧人類原始時代，人類分居於地球各地，為生存和延續後代的需要，逐漸形成群居，出現原始社會。在原始時代，各民族受大自然的山脈河流及海洋等阻隔，彼此間少有往來，原始的文化是各民族獨立地生成，受地理、氣候、謀生環境的影響。原始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制度、原始宗教發展成文化體系。[16] 余英時指出這是多元文化觀點，即每一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獨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並非出於一源。[17] 一個文化體系內，經濟生活與上層建築有交互影響作用，文化並非純由經濟所決定(參考梁漱溟觀點)。[18] 當解決了基本生存問題時，人的主觀愛好、對客觀世界的好奇心、對真善美的追求等都會影響其生活中的文化體系。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是創造了象形文字，不是拼音文字，讓華夏大地各部族可以文字溝通，我想這就是漢族先民的主觀創造吧。
不同的文化體系形成後，民族之間的接觸，開始時是商貿和戰爭，後來一神宗教興起代替多神宗教，亦有傳教而帶來的民族間交流，也有宗教引起的戰爭。文化系統之間的接觸，可以是和平的或是競爭的，而且還夾雜了經濟利益的侵佔，足夠強勢的文化系統延續下來，弱勢的文化則被融入強勢文化系統中。例如，我們對南北美洲的原文化所知不多，且美洲人在與歐洲人接觸後，由於戰爭與傳染病導致人口大量死亡，許多弱勢文化體系便消亡了。由此可見，文化系統不一定能流傳不衰的，如同人生有生老病死般，生命力不強的文化系統會被強勢的文化所同化。
一、
中國文化；
二、
肇端於古代希臘、羅馬的西方文化
三、
印度文化；
四、
從古代希伯來起經過古代埃及、巴比倫以至伊斯蘭阿拉伯的閃族文化。
這是目前世界上並存的文化體系，其實還有許多細小的文化體系，不在我們的視線範圍內而已。在現代社會，各文化體系是互相學習和競爭的。未來的趨勢是既有融合，也有紛爭。由於交通發達，信息交流便捷。新發明很快地商品化了，得到普及和推廣，全人類可享受到新發明帶來的方便。對於不涉及文化體系之間的競爭的事物，現代人類是共同享用的。例如，電氣化的現代生活便是。然而文化體系間還存在鬭爭性的一面：
一、 由於人口不斷增加而自然資源有限的矛盾，形成國際間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的磨擦與戰爭；
二、 文化體系之間的思想、信仰、價值系統的不同與排斥，因而出現戰爭。
人類發展至今天，科學技術上一日千里，故然是人類的進步。但同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越趨緊張，就以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衝突，至今未有穩妥解決方法，如何化解？
最後，對「文化」一詞應如何界定，我參考梁漱溟的思路，嘗試為文化作一個概括的定義：
文化是人類在生活和經濟生產所製造的物質、和形成的知識、社群及制度、和形成的思想和價值系統、和表達其價值信仰所產生的藝術等的統稱。
以上的定義是由最基本的生活和生產作為第一類文化。之後逐層提升層級，藝術的產出有別於日常生活所製造的物質，因藝術是人類形成思想和價值系統所要表達的產物。以下列舉其內容：
一、
人類生活和經濟生產所製造的物質：與生活有關者，如衣食住行的生活基本需要。如衣服服飾、飲食器皿和食物、樓房建築、交通工具等。與生產有關者，如農田、牧場、工廠、生產工具、商業、經濟、工藝技術等。由於人際間溝通交往，於是產生語言和文字。
二、
人類形成的知識、社群及制度：人類的進步在能群居溝通，分享知識，積累經驗，分工合作。由此逐漸擴大，形成家庭、宗族、村莊、部落、邦國(諸侯)等社會生活。由此而產生社會制度與秩序、教育、歷史、維持生活秩序所需的治安、警察、禮制風俗、祭祠、節令、法律、刑法和監禁、軍隊和戰爭等，國家和社會架構及組織，人在國家社會所需盡的義務和享有的權益。
三、
人類形成的思想和價值系統：對自然及人生的理解，所形成的思想體系。即哲學、宗教、人生價值與追求、倫理標準、道德是非價值等。
四、
人類為表達其價值信仰所產生的藝術：人的個性進一步發揮和表達所思所感，產生了文學、繪畫、音樂、書法、歌曲、舞蹈、戲劇等。
最後，參考當代中國學者對文化定義論述，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合著《中華文化史》稱文化是一個向廣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這裡提出一個觀點，「文化」一詞的定義和內容，是會隨著時代演變而變，加進新的內容，文化的內涵是動態而不是靜態的。[20]
- 完 -
[7] 錢穆，《中華文化十二講》，頁4。參考孫振聲編《白話易經》，賁卦「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與錢穆所引略有不同。見孫振聲編著，《白話易經》(臺北：星光出版社，2008)，頁192。
[11] 參閱維基百科 www.wikipedia.com 的 Civilization 條目 “Primarily, the term has been used to refer to the material and instrumental
side of human cultures. … Such
civilizations are generally urbanized. In a classical context, people were called: "civilized" to set
them apart from "Barbarian" people (The Barbarians), while in a
modern-day context, "civilized peoples" have been contrasted with
"primitive" peoples.”
[20] 馮天榆、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頁2。原文：「許多學科的基本概念，往往經歷過漫長的、含義模糊的古典階段，發展到近代，隨著學科範圍的明朗化和研究的精密化，逐步從不確定走向比較確定。後來，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那些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又獲得新的深度和廣度，從而需要在更高的層次給予新的界定。『文化』這一概念便經歷着上述反覆鍛冶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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