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評論三篇：《浪淘沙》、《劉三姐》、《背靠背，臉對臉》

[本文是中國文化碩士課程的一科「中國電影與社會」的一份功課。完成於2012年11月23日。後來閱讀《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後加兩則補記。]

I.                   電影《浪淘沙》：探討人性和社會關係

 

《浪淘沙》於1936年拍攝，是上海聯華影業公司出品，吳永剛(1907-1982)編導。當時電影正由默片時代進入有聲電影時代，是聯華第一部有聲電影。[1] 片中有兩段特別的聲音旁白，主角阿龍(金焰飾)殺人後逃亡時，重覆地有旁白「阿龍打死人了」，既像阿龍自責與徬徨，也像阿龍想象周圍的人在指控他殺人，有一種嘗試以聲音反映人物內心掙扎。另一個重覆的旁白，是阿龍靜下來很想見女兒一面，旁白也重覆了「我要看女兒」，以描寫阿龍掛念女兒。這種配音旁白手法，筆者很有觀看實驗電影的感覺。

導演吳永剛在1934年和阮玲玉(1910-1935)合作，拍攝《神女》，是吳永剛首次任導演，之前是當電影美工師。《神女》一片被譽為中國默片的不朽名作，[2] 奠定了吳永剛在中國電影界佔一席位。

拍攝《浪淘沙》是冒很大風險的，筆者感覺導演有意探討人性和社會關係，在1936年正是國家形勢緊張之時，左翼文藝作家群體正努力呼籲國共團結抗日，在電影和文藝作品也要反映時代呼聲。而《浪淘沙》的內容是跳出當時的政局形勢，把主角和偵探漂流到一個荒島，一同面對死亡。另一個冒險，是整部戲是男演員擔綱的，戲中的女角戲份不重。編導過《神女》，吳永剛當然有實力編寫女性情感的劇情的，然而吳永剛在《浪淘沙》中，都把女演員的戲份減到最少。例如沒有描寫阿龍太太為何和男人幽會、也不著墨寫她和女兒在阿龍逃亡後的生活。沒有女主角的電影，會冒票房下跌風險。現在也找不到1936年《浪淘沙》上映時的賣座情況了。

筆者選擇寫《浪淘沙》的原因，是相信吳永剛拍攝這影片的意義，把人生意義問題帶給觀眾去思考。這樣的電影是超越時空的，無論是戰雲密佈的1936年，或是和平年代、經歷了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這電影提出的問題，依然值得人去思考，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倫理與法律，歷久常新。

故事劇情簡單，不用枝節。戲的高潮是成為逃犯的阿龍和一心要緝拿他歸案的偵探，海難後漂流到荒島掙扎求生的經歷，最終兩人以手銬相連，同歸塵土。電影開首的兩副白骨鏡頭，也是電影的結局。

值得深思的問題，阿龍漂流到荒島，僅帶著一桶維持生命的淡水。見到海上昏迷了的偵探，這偵探是正準備逮捕阿龍的，救了之後，會不會被偵探逮捕？結果是阿龍動了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救了偵探。人的為善為惡，是一閃念之間的決定而已。阿龍見到妻子與男人幽會，如能冷靜處理，不致於打死人，使自己後悔難返。這次救偵探，是棄惡從善。當然，為了自身安全，阿龍把偵探的槍取走了，免偵探甦醒時以槍威脅他。

        偵探在荒島上心灰意冷，懇求阿龍拿石頭把自己打死，並說明不會怨恨阿龍。假如觀眾是阿龍，會怎樣做？基於什麼的考慮、動機來作決定？阿龍沒有應偵探要求再次殺人。然而，僅有的淡水，便更快地飲完，也縮短了自己生存的時日！劇情發展下去，偵探卻乘著阿龍向經過的船隻呼救時把他打暈，阿龍醒來後發現被扣上手銬，沒法再和偵探分開了，他心裡有悔恨嗎？

        電影安排一心想著自己建功立業的偵探，也反映出一個政治、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問題。在位者、掌權者是否具有道德操守的問題。假如換了一個有道德操守的偵探，為了除暴安良，也同樣要緝拿犯罪者，然而在辦案時，對阿龍的妻女態度，便有不同。同樣的，當在荒島與逃犯狹路相逢時，便會多一份關懷及開導的交談。而不僅僅在看見一絲脫險希望時，即想到緝拿犯人歸案，有名有利的個人欲念了。

影片的首尾相連結構，也帶出對佛教輪回的思考。佛教徒會說，這故事正是詮釋著人生的貪瞋癡三毒，使人生生世世受業報，沒法解脫。佛教教義說，阿龍和偵探帶著今生的業，輪回到下世，沒有盡頭。佛教的宗教情懷要渡人脫離苦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電影中把兩位演員緊緊扣在一起的手銬，使觀眾看到了有形的實物。背後的意義更為深遠。社會上人與人之間，便是有千千萬萬的無形手銬相牽連著。早在戰國時代，《莊子》已說：「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3] 做人處世，能清醒地認識到扣在自身的種種無形手銬，人生扶擇上增添一分選擇，可能會悟到虛己的境界吧！

 

[補記：古兆申評析這電影說：「吳永剛後期還有一部電影也是超前的，甚至比西方電影超前，那是《浪淘沙》。這是他第一部有聲片，探討人的階級性、人的矛盾怎樣產生、人在甚麼處境下可以和平相處，其實是探討這樣的問題。」[4] ]

 

II.                電影《劉三姐》：中國傳統均富觀念與馬列主義的融匯

 

電影《劉三姐》製作於1960年，據香港市面零售VCD封面介紹，是流傳在廣西壯族地區的一個古老而優美的民間傳說改編而成的古裝歌唱片。電影主題是農民和漁民等平民百姓對財主不滿，辛苦工作所得，財主收了九成稅收，僅餘下少許的活命錢糧，來維持生計。劉三姐(黃婉秋飾)擅唱山歌，遠近知名，把老百姓的心聲唱出來，深受老百姓愛護。財主禮聘飽讀詩書的「名士」和劉三姐對歌，敗下陣來，老羞成怒，把劉三姐禁錮，結局是阿牛(劉世龍飾)和平民老百姓解救了劉三姐，劉和阿牛有情人終成眷屬，到新地方過新生活。

電影在山水甲天下美譽的廣西桂林取景，風光秀麗，山歌動聽，歌詞生動幽默，演員有陽光朝氣，觀眾輕鬆享受視聽之娛。同時透過電影帶出社會不公問題，為富不仁的財主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平民受壓迫便有反抗。電影的基調是喜劇，縱然財主把劉三姐禁錮，也只是想收買她，關在收藏古董的書房中，沒有欺凌虐待迫她就範。劉三姐和阿牛逃離財主家，財主和家丁乘船來追捕，又被老百姓戲弄得團團轉。電影沒有像《白毛女》的悲慘遭遇。財主固然沒法再捉拿禁錮劉三姐了，但劉三姐也離開財主管轄地盤。

電影最精彩的，是山歌音樂和歌詞，內容取材自平民百姓農家生活，妙趣而幽默。在社會急速轉型向城鎮化的今天，廣西山歌成為了。[5] 詩歌與舞蹈是人的本性。有感情要抒發，長言為歌，《詩‧大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電影裡，劉三姐看見三位「名士」帶著一船的歌書來赴會時，嘲笑他們。唱歌是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不是背書得來的。傳統時代讀書人，假如不把書本上的做人德性道理付諸實踐，做到學而時習之，而僅把讀書作為考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便失去了讀書明理的精神，變成「講一套，做一套」，喪失做人的風骨了。財主欺壓老百姓，是為富不仁，老百姓反對有理。幫財主的一群「名士」，成了為虎作倀之徒。電影把這群讀書卻不明理的「名士」挖苦一番，嬉笑怒罵，觀眾也易接受。但電影沒有說出，還有很多有骨氣的讀書人，以天下事為己任者。

上古時代(商周時期)中央朝庭已有委派官吏到民間收集民歌，以了解民情，作為施政參考，稱為「采風」。《詩經．大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民風民情，古人即已十分重視，不能強制禁止的。《古文觀止》收錄《國語》名篇〈召公諫厲王止謗〉。召公告誡厲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6] 正是古有明訓。

電影中有劉三姐以山歌嘲笑「名士」不懂得耕種。孔子(前551-前479)週遊列國時，也有被隱士嘲笑「四體不勤，五谷不分」，[7] 所指的是孔子和門生不從事耕作勞動。當然，這種說法有偏差，人類社會需要分工合作的，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去種糧織布，過自給自足的生活。

儒家經典《論語》談及富貴觀念的有「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8] 另一則說：「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9] 至孟子(前372-前289)時，更評擊「為富不仁」的行為。[10] 儒家主張求富貴要取之有道，富貴者需待人以禮，勿胡作非為。

中國傳統政治理念有「均富」思想。如《禮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說出了儒家理想的政治社會狀態。現代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實與大同世界的力不必為己有相類似的終極目標。至戰國時代，各國鼓勵農桑，使百姓為耕戰工具，以爭霸天下。秦漢建立大一統國家，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歷史上改朝換代時期，有重新劃分耕地的革新措施。

孫中山(1866-1925)晚年推動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政綱，提出贖買地主土地的均富政策，[11] 惜僅是紙上計劃，國家紛亂，難以落實。中共建國後，推動的土地革命及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一方面有傳統「均富」思想；一方面實踐馬列主義的經濟理論，指資本家剝削勞動人民的剩餘價值，需要由工農兵掌握生產資料。一中一西，一古一今，竟有共通之處。

《劉三姐》有一幕劉三姐和財主丫環把財主書房的古董打爛，來迫財主出來見面。這也反映了中共建國初期要推動社會改革的心態，要清除「封、資、修」的毒害，發展至文革時「破四舊」，把積聚千百年的文物古董打爛打碎，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引人深思感歎。

 

III.             電影《背靠背，臉對臉》：當代社會急速轉型，中國人活得夠累

 

《背靠背，臉對臉》在1994年拍攝，西安電影製片廠出品，黃建新(1954- )導演。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剛擺脫文革的閉關鎖國狀態，開放門戶，引入國外各式各樣思潮和事物。之後經歷1989年六四事件，政治氣氛又再次收緊，中共發動短期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運動。接著，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1904-1997)在1992年以退休的前國家領導人身份南下視察深圳，發言激勵國人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稱不改革是死路一條。由此引發幹部下海經商浪潮。時代背景正處於改革開放的轉折及再發展階段。國家仍提倡為共產主義奮鬥，現實狀況是各機關單位自謀出路，普遍人要為切身利益著想，其道德、價值觀念在轉型中。國家體制轉變得很慢，人的思想轉得快，這是電影的時代背景。

電影開首的背景音樂是電子琴演奏的《東方紅》，失去了革命豪情氣慨，反而充溢著柔和情調。柔和的表象下，展開了一個基層單位的人事紛爭，勾心鬥角的劇情。主角王雙立(牛振華飾)在縣文化館工作，長期只能任代館長，上級的縣文化局兩次空降幹部任館長。共和國建立時確立的體制安排：縣文化館不是政府行政權力機關，是屬於事業單位，人事編配上受政府管理，館員職工支國家薪金，單位提供的宿舍樓，是福利之一。文化館為城鎮居民提供文化康樂活動，門券收入是文化館的重要收入來源。

第一次派來的新館長老馬(雷恪生飾)，是上了年紀的鄉長幹部。電影沒有交代老馬與縣文化局冷局長(戈治均飾)的交情，和老馬是藉著什麼人脈關係來空降成為縣文化館長。老馬引以為榮的文藝創作是一幅得獎攝影作品《秋風醉了》，[12] 他像農民藝術愛好者，然以管鄉村幹部的能力去領導一群生活在城鎮的文化幹部，其領導能力受下屬員工質疑，也不奇怪。新館長要住進職工宿舍，便得有員工要搬出，使員工福利受損。文化館員工多數都不服氣，第一個是要讓出宿舍住房的李會計(句號飾)，跟著副館長王雙立去設圈套，讓老馬上當吃虧。職工也分派系，有以前挨整的員工老羅(徐學政飾)要向老馬效忠，員工之間也互相計算著。老馬做老好人，內心也明白與副館長之間「口和心不和」的現實。電影把王雙立想方設法使陰招要迫走老馬，表面上和和氣氣，心底懷著另一副盤算，刻劃得淋離盡致。看到這裡，想起國家領導人胡錦濤(1942- )說的「不讓老實人吃虧」，此言非虛。[13]

縣文化館要聘用新職工，王雙立搞公開招聘，表面上是公平公開，讓有能力有學歷的社會各界人士均可競聘。然而王雙立已內定聘用縣文化局冷局長的女兒冷冰冰(佘南南飾)。於是要千方百計地操控面試的評分方法，安排有關係的人士得到聘用。說是弄虛作假，也不是過份的批評。

王雙立雖然有機心要弄走老馬，然亦有廉潔的一面，沒有把建築商的回扣款(香港稱商業回佣)中飽私囊，一部份回扣用幫李會計裝修新房子，餘下的回扣作為員工福利，作為去北京旅遊的旅費。

接著縣文化局空降冷局長助理秘書小閻(李強飾)來繼任館長，王雙立升職願望再次落空。小閻查閱帳目時，李會計把前幾任館長的開支複印件交給小閻，以示效忠，又反映下屬員工的留有一手行徑，私下搜集上級領導的材料以自保。即使沒有害人之心，但防人之心卻少不了。片中人物眾多，個性複雜，正面與反面性格並存，並非如傳統戲曲角色般黑白忠奸分明。筆者需要重看電影，又找來原著小說《秋風醉了》來看，才比較容易地看到片中各人物角色之間的明爭暗鬥。

透過這部電影，可體會到在中國機構裡，便有複雜的人事鬥爭問題。機構愈大，人事關係網絡便愈複雜。單是處理好人事的形形式式問題，筆者感到已把領導幹部累得焦頭爛額，在這種環境下，又如何去做好本業？而且，即使業務能力強，欠缺人脈關係，也會像王雙立般長期僅僅擔當副手角色。中國官僚體制有上千年歷史，一旦當了官吏，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社會關係的無形手銬，把利害相關的人們緊扣著，正如電影《浪淘沙》結局般，直至同歸塵土。

電影描寫縣文化館在一幢舊式磚木結構樓房裡辦公，這一組古老建築物，象徵著古老的傳統仍然規範著現代人的行為處事方式。道教有「承負」說(相類似佛教「輪回」說)，是祖先前輩做的行善為惡，子孫後輩要承擔後果。當代中國人也承負著千百年的中國傳統思想，如：重情義，結黨派，領導說了算等。余英時(1930- )指出，現代化不等於西化，科技、制度層面的西化並不必然會觸及一個文化的值系統的核心部份。[14] 中國人穿著服飾是現代的，管理制度是1949年立國初期建立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模式是千百年老傳統的。

用內地慣用的一句話來形容，中國人活得夠累！

 

[補記：古兆申說：「意識形態總是慢的，慢於經濟和政治制度，其中涉及兩個監察政府的關鍵細節，其一是軍隊…其二是輿論。…使我覺得中國今天的情況是必然的，任何人登台也必然會是這樣。這是因為歷史走得—你說快，它又是慢的，它某些部份走得很快，但某些走得很慢，因為某些條件還沒有成熟。」[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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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編，《經典200--最佳華語電影二百部(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2)，頁25。

[2] 趙學勇、阮青編著，《中國電影簡史》(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頁37。

[3] 出自《莊子．人間世》。大戒：指人生足以為戒的大法。

[4]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58。

[5] 「劉三姐歌謠」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序號23，編號I-23，民間文學類。參閱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

[6] 《古文觀止》(香港：風華出版事業公司，1993)，頁112。

[7] 《論語．微子》篇。

[8] 《論語．里仁》篇。

[9] 《論語．學而》篇。

[10] 見《四書集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朱熹注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矣已」。朱熹此處說「人欲」是指「為富不仁」的私欲、奢欲。參閱：朱熹注，王浩整理，《四書集注》，頁244-245。

[11] 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12] 這電影改編自劉醒龍一篇小說《秋風醉了》。〈秋風醉了〉也是老馬的攝影作品名稱。

[13] 見2011年7月1日胡錦濤在中共90週年大會講話。中國政府網有全文供瀏覽： http://www.gov.cn/ldhd/2011-07/01/content_1897720.htm。

[14] 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1984)，頁19。

[15]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頁172。

論「文化」一詞應如何界定

[本文是一篇功課，字數4000字。完成於2011年12月7日。]

何茲全(1911-2011)著《中國文化六講》，在〈前言〉一文給出了「文化」一詞很廣泛的定義：「文化就是人類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結果和積累。地球上，自然存在的東西之外，凡經人類體力、腦力活動而後產生的東西，都屬於人類文化。」[1] 錢穆(1895-1990)認為文化是一大群集體人生裡的多方面的綜合。文化必有一體系，亦可說文化是一個機體。[2] 以上兩位學者說明了，文化一詞的約定俗成定義，是十分寬濶的，可以說是有人群的地方，便會形成文化。文化一詞，好像人的思想一樣，我們感受到其存在，然而並不易容說出來。梁漱溟(1893-1988)在《中國文化要義》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中國人關在中國社會構造裏面，反而弄不清頭腦，且先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那便立即恍然了。」[3] 指出以往中國人活在「日用不自知」境況下，不容易覺察到自身的文化，惟有通過與西方相比較，才容易看出中國文化的特質來。

近代自清朝1840年鴉片戰敗後，中國人一直在探求中國積弱的原因、尋找富國強兵、民族自強的方法。所以梁漱溟和唐君毅(1909-1978)兩位學者從文化比較的角度，來探討中西文化的差異，尋求中國文化的前景。也正是由於近代中國人受到西方文化衝擊的影響，所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會不會亡國亡種？中國傳統文化還有保存的價值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有急進的學者提出中國要迎接「賽先生」和「德先生」(科學和民主)，則必須反傳統、反封建、反禮教。因為這些舊中國傳統是阻礙中國進步的。[4] 唐君毅寫《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是在1949年南來香港後寫成的。在自序說，寫此書的目的，是要說明具有「圓而神」特性的中國文化精神，可全部攝取西方文化精神。完成中國文化自身當有之發展，實現中國文化理今所涵之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與全盤西化之二極，可以會通。在會通後，中國未來文化必有一新面目。[5]

由於這樣的時代背景，梁漱溟、唐君毅二人就中國文化的議論，是集中於與西方文化來比較，集中在西方文化的優異處，也即中國文化所缺乏處來比較。所求的是如何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動大手術，使中國人心靈恢復生氣，迎頭趕上世界潮流。孫中山(1866-1925)常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也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心理。這是當時的時代烙印，也是時代限制。時至今天，中國已擺脫了封建帝制和半殖民地時代，從新走上現代化軌道。學者余英時(1930- )指出，中國文化的現代轉變，離開了舊有軌徹，故然西化是轉變的重要環節，但現代化不等於西化，科技、制度層面的西化並不必然會觸及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的核心部份。[6] 時代不斷進步，現今的環境已和梁、唐二人所關注討論的情況不同。我們應可全面地討論文化的內涵和定義了。

文化、文明、人文等詞，中國古代已有。錢穆在《中華文化十二講》引用古代文獻來解說「人文」一詞的傳統含義。「《易經．賁卦》的彖辭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7] 賁卦的卦象是「上艮下離」，離為火，火有文明之象；艮為山，山有停止之象。賁卦彖辭將天文(自然)與人文一併來解說。天文之象，剛柔相交，如日月星辰的交替運行。人文之象，文明(火)使人民止(山)於應有的邊界，這是文明秩序。以人文的文明秩序教化天下，移風易俗。「文化」一詞連用，始於西漢：「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8] 故文化是「以文教化」之意，漢民族強盛時，向周邊民族施以文治武功，例子有漢朝滅西南方夜郎國。錢穆更以「夷狄而進乎諸夏則諸夏之」來說明「夷、夏界線在『文化』不在血統」。[9] 外族人接受了中國教化，便是中國人了。現代西方也有相同的情形，如英國讓殖民地獨立時吸納了外族人來英國本土移民，就有融入當地社會的課題。

現代漢語的「文化」和「文明」兩詞，是由英文Culture和Civilization翻譯過來的，與原來的詞意略有不同。錢穆解釋Culture的語意說：「比較偏近田野農作方面，如一切植物般有它自己的生命和生長。這是說一切人的生活和文化，主要不從外面傳來，卻從自己內裡長出，有它本身的生命。」[10] 其意思是文化是帶有區域性、民族性和原創性的。文化一詞不帶有優勝劣敗的含義，反映出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多元特質。故現代漢語「文化」一詞變得中性，保留了文明秩序，又不帶有向周邊外族施行教化的含意。英文Civilization 一詞的詞源是 Civil，含有城市化Urbanized的意義。[11] 現代漢語翻譯成「文明」一詞，是與「原始」一詞相對的。

余英時引述西方兩位人類學家克羅伯(A. L. Kroeber)和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做的關於「文化」的一百六十多個界說，並說他們最後的結論是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為系統，而文化的核心則由一套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系統所構成。[12] 這定義集中在一個文化系統的思想、價值、行為規範上面。與本文以下的定義不同。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開首即為文化作出一個廣泛的定義：「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13] 接著將文化分成四個類別：

一、   與生產相關的器具技術及其相關之社會制度等，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

二、   與社會治安秩序相關的，如國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習慣，法庭警察軍隊等，亦莫不為文化重要部分。

三、   與個人後天學習相關的教育設施、文化傳播、文字、圖書、學術、學校，及其相類相關之事，更是文化了。

四、   一人生需要，豈徒衣食而止？故有「精神食糧」，即音樂戲劇及一切游藝等，也是文化的重要部份。[14]

其次，參考譚景輝老師介紹的梁崇榆論文《香港中國語文科初中精讀教材之文化教學研究》，[15] 梁崇榆將文化分為文化的原動力和事實表現兩大類別。文化的原動力產生了精神文化，有：哲學、文學、史學、音樂、美術等。而文化的事實表現產生了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物質文化有：器用、服飾、交通、醫藥、飲食、居住等；制度文化有：社會組織、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典章制度等。梁崇榆以內容來界定文化，列舉的例子很全面。

以上兩位梁先生以分類和列舉文化內容的方法，來給「文化」定義。與本文之前引述克羅伯和克拉孔的文化界定相比，多了物質文化(即衣食住行、生產)、和藝術性質的文化(表達情感、美感)。

回顧人類原始時代，人類分居於地球各地，為生存和延續後代的需要，逐漸形成群居，出現原始社會。在原始時代，各民族受大自然的山脈河流及海洋等阻隔，彼此間少有往來，原始的文化是各民族獨立地生成，受地理、氣候、謀生環境的影響。原始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制度、原始宗教發展成文化體系。[16] 余英時指出這是多元文化觀點，即每一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獨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並非出於一源。[17] 一個文化體系內，經濟生活與上層建築有交互影響作用，文化並非純由經濟所決定(參考梁漱溟觀點)。[18] 當解決了基本生存問題時，人的主觀愛好、對客觀世界的好奇心、對真善美的追求等都會影響其生活中的文化體系。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是創造了象形文字，不是拼音文字，讓華夏大地各部族可以文字溝通，我想這就是漢族先民的主觀創造吧。

不同的文化體系形成後，民族之間的接觸，開始時是商貿和戰爭，後來一神宗教興起代替多神宗教，亦有傳教而帶來的民族間交流，也有宗教引起的戰爭。文化系統之間的接觸，可以是和平的或是競爭的，而且還夾雜了經濟利益的侵佔，足夠強勢的文化系統延續下來，弱勢的文化則被融入強勢文化系統中。例如，我們對南北美洲的原文化所知不多，且美洲人在與歐洲人接觸後，由於戰爭與傳染病導致人口大量死亡，許多弱勢文化體系便消亡了。由此可見，文化系統不一定能流傳不衰的，如同人生有生老病死般，生命力不強的文化系統會被強勢的文化所同化。

季羨林(1911-2009)晚年發表〈「天人合一」新解〉，認為世界上民族不管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對人類文化做出貢獻，自人類有歷史以來，共形成了四個文化體系：[19]

一、        中國文化；

二、        肇端於古代希臘、羅馬的西方文化

三、        印度文化；

四、        從古代希伯來起經過古代埃及、巴比倫以至伊斯蘭阿拉伯的閃族文化。

這是目前世界上並存的文化體系，其實還有許多細小的文化體系，不在我們的視線範圍內而已。在現代社會，各文化體系是互相學習和競爭的。未來的趨勢是既有融合，也有紛爭。由於交通發達，信息交流便捷。新發明很快地商品化了，得到普及和推廣，全人類可享受到新發明帶來的方便。對於不涉及文化體系之間的競爭的事物，現代人類是共同享用的。例如，電氣化的現代生活便是。然而文化體系間還存在鬭爭性的一面：

一、   由於人口不斷增加而自然資源有限的矛盾，形成國際間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的磨擦與戰爭；

二、   文化體系之間的思想、信仰、價值系統的不同與排斥，因而出現戰爭。

人類發展至今天，科學技術上一日千里，故然是人類的進步。但同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越趨緊張，就以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衝突，至今未有穩妥解決方法，如何化解？

最後，對「文化」一詞應如何界定，我參考梁漱溟的思路，嘗試為文化作一個概括的定義：

文化是人類在生活和經濟生產所製造的物質、和形成的知識、社群及制度、和形成的思想和價值系統、和表達其價值信仰所產生的藝術等的統稱。

以上的定義是由最基本的生活和生產作為第一類文化。之後逐層提升層級，藝術的產出有別於日常生活所製造的物質，因藝術是人類形成思想和價值系統所要表達的產物。以下列舉其內容：

一、             人類生活和經濟生產所製造的物質：與生活有關者，如衣食住行的生活基本需要。如衣服服飾、飲食器皿和食物、樓房建築、交通工具等。與生產有關者，如農田、牧場、工廠、生產工具、商業、經濟、工藝技術等。由於人際間溝通交往，於是產生語言和文字。

二、             人類形成的知識、社群及制度：人類的進步在能群居溝通，分享知識，積累經驗，分工合作。由此逐漸擴大，形成家庭、宗族、村莊、部落、邦國(諸侯)等社會生活。由此而產生社會制度與秩序、教育、歷史、維持生活秩序所需的治安、警察、禮制風俗、祭祠、節令、法律、刑法和監禁、軍隊和戰爭等，國家和社會架構及組織，人在國家社會所需盡的義務和享有的權益。

三、             人類形成的思想和價值系統：對自然及人生的理解，所形成的思想體系。即哲學、宗教、人生價值與追求、倫理標準、道德是非價值等。

四、             人類為表達其價值信仰所產生的藝術：人的個性進一步發揮和表達所思所感，產生了文學、繪畫、音樂、書法、歌曲、舞蹈、戲劇等。

最後，參考當代中國學者對文化定義論述，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合著《中華文化史》稱文化是一個向廣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這裡提出一個觀點，「文化」一詞的定義和內容，是會隨著時代演變而變，加進新的內容，文化的內涵是動態而不是靜態的。[20]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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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茲全，《中國文化六講》(香港：三聯書店，2009)，頁7。

[2] 錢穆，《中華文化十二講》(台北：蘭臺出版社，2001年)，頁70。

[3]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香港：三聯書店，1987)，頁44。

[4] 霍韜晦，〈從反傳統回歸傳統--「五四」八十八周年紀念講話〉，收入《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香港：法住出版社，2009)，頁10-12。

[5]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5。

[6] 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1984)，頁19。

[7] 錢穆，《中華文化十二講》，頁4。參考孫振聲編《白話易經》，賁卦「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與錢穆所引略有不同。見孫振聲編著，《白話易經》(臺北：星光出版社，2008)，頁192。

[8] 原文出自劉向《說苑．指武》。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合著，《中華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4。

[9] 錢穆，《中華文化十二講》，頁58。中國歷史上的例子有春秋時期的楚國，南北朝等。

[10] 錢穆，《中華文化十二講》，頁3。

[11] 參閱維基百科 www.wikipedia.com 的 Civilization 條目 “Primarily, the term has been used to refer to the material and instrumental side of human cultures. … Such civilizations are generally urbanized. In a classical context, people were called: "civilized" to set them apart from "Barbarian" people (The Barbarians), while in a modern-day context, "civilized peoples" have been contrasted with "primitive" peoples.”

[12] 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頁11。

[13]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頁1。

[14]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頁1-2。

[15] 梁崇榆，哲學教學碩士論文，〈香港中國語文科初中精讀教材之文化教學研究〉，1996。

[16] 文化體系說，參見錢穆，《中華文化十二講》(台北：蘭臺出版社，2001年)，頁70。

[17] 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頁11-12。

[18]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頁28-30。

[19] 季羨林，〈「天人合一」新解〉，收入《朗潤園隨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135。

[20] 馮天榆、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頁2。原文：「許多學科的基本概念，往往經歷過漫長的、含義模糊的古典階段，發展到近代，隨著學科範圍的明朗化和研究的精密化，逐步從不確定走向比較確定。後來，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那些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又獲得新的深度和廣度，從而需要在更高的層次給予新的界定。『文化』這一概念便經歷着上述反覆鍛冶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