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看望饒老問安康新聞加註釋

[本文是一篇中國文化碩士課程的「研究入門功課」。原文有註釋，在這裡張貼時不能顯示。敬請留意。]

〈李克強訪港，看望饒老問安康 肯定推動中華文化去向世界貢獻〉，香港《大公報》，2011年8月19日，A6要聞版。

國家副總理李克強(1955- )於2011年8月16日至18日來香港訪問，於8月18日上午出席香港大學百週年校慶典禮。在典禮開始前，先到港大陸佑堂休息室與國際知名國學大師饒宗頤(1917- )會面交談，送上問候，會面時間不長。翌日香港報章媒體聚焦在港大校慶典禮上各嘉賓致辭，而僅將李克強看望饒宗頤的新聞以花絮式報導處理，未能反映這次會面的文化意義。 香港《大公報》的新聞處理則與眾不同，放在「A6要聞版」，與另一則新聞〈港大核心價值：開放多元自由〉平分一版。《大公報》更把這則新聞放在上半版，以〈肯定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貢獻〉為副標題，這突顯了這次會面帶來的推動中華文化意義。又輔以〈資料 「北季南饒」並稱於世〉一文，讓讀者認識季羨林和饒宗頤兩位大學問家等。
即使如此，《大公報》新聞忽略了一條新聞線索。李克強問候饒宗頤做研究情況時，饒宗頤憶述曾出席北京大學一百週年紀念演講，提出做學問要做到「求是」、「求真」和「求正」。《大公報》新聞沒有報導這項重要訊息，是美中不足。香港政府新聞處發佈的錄像新聞上有此一節，可惜沒有配上字幕，香港市民的普通話聽力一般，上網重看還需細心聆聽。當日在現場參與採訪的記者，聽到饒宗頤講話，如果沒有查證，是很容易聽錯和報錯的。正如另一份報章香港《文匯報》，是有報導饒宗頤所說的「三求」，卻誤記錄成：「饒老回應指，盡力研究是盡中國人的責任，並要不斷求實、求真、求證」。 把「求是」誤寫成「求實」、「求正」誤寫成「求證」。筆者找到饒宗頤的演講文章， 核實「三求」應為「求是、求真、求正」。細想這是饒宗頤在十年前說過的，現在和副總理交談再說一遍。饒老是把長期從事人文科學研究的寶貴經驗，精煉成「三求」，作為做學術的最終目標，寓意深遠。記者的錯誤報導，即便是無心之失，實扭曲了饒老的原意了。
更為可惜者，香港往後傳媒輿論焦點，集中在批評香港警方濫用警權限制示威者活動範圍、與及香港大學校長未能維護學生表達抗議的權利等政治性議題。李克強看望饒宗頤的新聞，可說是一瞬即逝，隨後不復見有談論。這也反映出香港輿論界對中國文化認識不深，對中國文化新聞欠觸覺，錯過國學大師的一番好意。
本文嘗試據《大公報》這則新聞，加以註釋，補充資料，望能供讀者思考這次會面所帶出的文化意義。新聞原文以墨綠色字標示，以資識別。同時，筆者整理兩篇文章作為附錄，介紹饒宗頤和李克強生平簡歷，供讀者參閱。
[省略：新聞加註釋部份]

小結
(一) 「饒老三求」的微言大義
為了弄清楚「三求」的含義，有必要細讀饒宗頤在2001年的北大百年紀念論壇演講原文：「當前是科技帶頭的時代，人文科學更增加它的重任，到底操縱物質的還是人，『人』的學問和『物』的學問是同樣重要的。我們應該好好去認識自己，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我們的價值判斷似乎應該建立於『自覺』、『自尊』、『自信』三者結成的互聯網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廣闊目標的追求，去完成我們的任務。」 在十年後的2011年，饒宗頤和李克強會面時重提「三求」，可見饒老重視此三大目標。
筆者閱讀上文的理解是：我們從事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是同樣重要，無需自大或自貶。自然科學是開拓知識和發明器物供人使用。人文科學則是探討和樹立人類的生活價值準則、目標追求。人一旦迷失價值目標，將沉淪於物欲，背離天人合一的正道。人文科學的價值判斷學問，是以「自覺、自尊、自信」為根基，要追求三個目標，即是「求是、求真、求正」。筆者嘗試演繹「饒老三求」如下：
求是：求樹立是非標準，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求真：在人文科學領域，是求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
求正：「正」有多重解釋和意義。古代「正」又作「政」解，如現代政治、行政等概念，即將管治理念實行之道。另一解釋是正義，以法律、輿情來伸張公義。所以求正是含義廣泛，在求是和求真形成價值標準後，繼而尋求實施執行的方法。
《文匯報》記者把饒宗頤的「三求」誤寫成「求實、求真、求證」。求證與求正的意義差距甚遠，求證為證明一個理論(或學說)的真假，沒有實現政治與伸張正義的意義。求實又與求真的意思重覆。沒有「求是」，失去追求確立好壞善惡的是非標準。一二字之差，饒老微言大義即失真。故新聞記者責任重，寫報導時多作考證，便十分重要了。
(二) 中國文化復興的心願
李克強在1978-82年期間在北京大學讀法律系，在北大考取法學學士、經濟系碩士和博士，做學問也下過苦功的。一次偶然機會，李克強受到季羨林的言傳身教，親身體會為學的認真嚴謹態度。季羨林和饒宗頤兩人同樣博學多材，學問深厚，惺惺相惜。季饒兩老是我們為學問研究者的典範。
李克強撰寫的〈追憶李誠先生〉一文， 末段憶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夏天從鄉村回城探親，探望李誠的情景：「當我看見李先生時，發現他正半跪式地趴在一張小涼牀揮汗如雨地寫作。…他想寫一本《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講述中華文化的變遷。…究其本意，則是要說明中華文化是綿延不絕的，是必然要中興的。…我竟然隱約地預感到這個動亂的年代行將結束，中華文化繁榮的時期即將開始。」 中華文化繁榮和復興，是中華兒女的百年心願。日後李克強成為新一代國家領導，如能回想文革時期，其啟蒙老師李誠在家中半跪地趴在小涼牀揮汗寫作國學著作的艱辛感人情景，由此而推動有利於文化繁榮復興的政策，國人拭目以待了。
2001年的世紀之交時，饒宗頤期望中國在二十一世紀踏上一個文藝復與的時代。數年後，當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許嘉璐(1937- )於2006年12月應邀來香港大學出席「學藝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演講， 題為〈論中華文化的復興〉， 將饒宗頤提倡的「文藝復與」進一步發揮至文化復興層次，說：「一個民族只有經濟，而沒有一個統一而又多元、互相包容、生命力很強的文化，是強大不起來的。一時強大也必然迅速地衰落。」 可見文化是民族的靈魂。中華文化的復興，有賴於當代中國人求是、求真、求正，為往聖繼絕學，任重道遠。
筆者個人國學知識淺漏，對饒老三求的理解粗疏，望讀者諒解，更望有識者不吝賜教。

附錄一：饒宗頤(1917- )生平簡歷
饒宗頤，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號選堂，1917年8月9日生於廣東潮安(今潮州市湘橋區)。父饒鍔(1891-1932)，字純鈎，致力考據之學，且擅長詩文詞章，諳熟佛典，尤喜譜志(資料來源：百度百科)。著有《佛國記疏證》、《漢儒學案》、《清儒學案》等諸稿。家中藏書樓名「天嘯樓」，藏書數萬卷，譽為當時粵東最大的藏書樓。饒宗頤家學深厚，天資聰穎，自小得父親教導寫詩填詞，及寫作駢文和散文。饒宗頤10歲時(1927年)能讀《史記》。1928年拜金陵楊栻為師，習書畫，攻山水及宋人行草。1932年詠〈優曇花詩〉，詩作發表於中山大學中文系《文學雜誌》第11期。同年饒父病逝，饒宗頤繼承父志續編《潮州藝文志》，刊於《嶺南學報》1935年第4卷及1936年第5、6卷，成為研究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著作。1935年於廣東省立四中畢業，受聘於國立中山大學廣東志館任藝文纂修，後獲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1943-45年任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教授，1946年任廣東文理學院教授，並任汕頭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及主持潮州修志館，任《潮州志》總纂。1947年被推選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1948年到台考察高雄縣潮州鎮。1949年來港定居，1952-68年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968-73年受聘為新加坡大學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其間於1970-71年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1972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教授、法國遠東學院院士。1973年回港，73-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1978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應聘為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1979-86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1981-88年任澳門東亞大學(後改名為澳門大學)客座教授。1984年創辦澳門東亞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史部，並出任該學部主任。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1987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任中國敦煌研究院名譽研究員。1992年獲聘為上海復旦大學顧問教授。1993年任廣州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教授、名譽主任，廣州美術學院客座教授，泰國華僑崇聖大學顧問暨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1994年任北京廣播學院名譽教授。
饒宗頤長期從事學術研究，治學範圍廣博。2003年10月《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十四卷二十冊出版，按學術科目分類輯錄：史溯、甲骨、簡帛學、經術．禮樂、宗教、史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潮學、目錄學、文學、詩詞學、藝術、文錄詩詞等十四卷。其治學之廣，可想見一斑。
2002年饒宗頤捐贈私人藏書及個人藝術品給香港大學，成立饒宗頤學術館，翌年11月饒宗頤學術館在香港大學揭幕。
2002年饒宗頤以漢隸結合北魏碑風格寫佛教經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全文260字，獻給香港市民。香港政府於大嶼山昂平天壇大佛東鄰，設立「心經簡林」，2005年5月揭幕。饒書《心經》鑄刻在38條木柱，每條高八至十米，依山形地勢安放，排列成「8」字陣式，橫看的8字是數學的「無限大」符號，象徵「無限」、「無量」。
以上資料來源：
i) 施志咏輯，〈饒宗頤學術年表〉，收入施議對編纂，《文學與神明——饒宗頤訪談錄》(香港：三聯書店，2010)，頁342-365。
ii) 鄭煒明、林愷欣編，〈饒宗頤教授簡介〉及〈饒宗頤教授學術歷程述要〉，《饒宗頤教援著作目錄新編》(濟南：齊魯書社，2010，繁體版)，扉頁、及頁1-6。

附錄二：李克強(1955- )生平簡歷
李克強1955年7月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祖籍安徽定遠。父親李奉三(1915-?)， 1950-52年曾任鳳陽縣副縣長、代縣長、縣長等職，其後任安徽省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李克強在合肥市南門小學、及合肥市第八中學就讀。在孩童時代得鄰居的儒學家李誠(1906-1977)教導，學習中國古文經典，接受傳統文化薰陶。李誠是安徽池州人(另一說是石台縣人，原名澤宗)，字敬夫，是清末桐城派學者馬通伯(1854-1929)的學生。李克強於1997年撰文〈追憶李誠先生〉，刊登於《安徽日報》，懷念這位啟蒙恩師。文中說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停課鬧革命波及到小學，突然「閒賦」了，從而產生了向李誠問點什麼的念頭，得到李誠答允。「時間是固定的，從每晚九時開始。…大約近一個鐘點。李先生用平和的語調，時斷時續向我講中國的國學，講治學的方法，講古今逸事…這種每天近一小時的講解，談論夾雜著議論，持續了近五年之久，幾乎穿越過我的少年時代。」(《李克強傳》，頁345) 在中學階段學校「要向工農兵學習」，正常的學科學業反倒排在次要位置。1974年李克強高中二年級畢業，國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於1974年3月至76年11月下放到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做知青(「知識青年」的簡稱)。李父曾在鳳陽縣任縣長，母親也是鳳陽人，當地有親戚，多少能得到關照。(《李克強傳》，頁44) 197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6年11月至78年1月擔任中共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隊(現為大廟村)支部書記(《李克強傳》，頁340)，領導村民修建水壩。文革結束後，李父想憑藉人脈關係，縣領導也想提拔李克強做縣級幹部。李克強不願，要憑自己的本事，不走關係。(《李克強傳》，頁52)
1977年國家恢復了停頓十年的高考，李克強是首批考生，被北京大學錄取。1978年3月至82年3月就讀北京大學法律系，期間擔任學生會常務代表委員會主席。法律系教授龔祥瑞(1911-1996)曾留學英國，師從英國憲法學大師詹寧斯，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龔祥瑞在北大講授外國憲法和比較行政法，此期間要整理教材，編寫教科書《比較憲法與行政法》，李克強等七位同學參與整理編書工作，受龔器重。李克強的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信息及控制》，被學校評為優秀論文。接著又翻譯《英國憲法史綱》，作為學校教學的參考資料。畢業時評為優秀畢業生。1982年3月至1983年留校，任北京大學團委書記，期間仍然師從龔祥瑞，專攻外國商法。並與國際政治系的楊百揆、劉庸安合作，翻譯了英國法官丹寧勳爵的著作《法律的正當程序》(Alfred Denning: The Due Process of Law)。1982年12月當選為共青團中央常委。共青團全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國家體制上是屬於人民團體，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力軍，培養黨國幹部接班人的場地。1983-85年任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兼全國學聯秘書長。1985-93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學聯副主席。在職期間仍兼讀碩士及博士課程，1988年獲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繼於1994年獲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是北京大學的學士、碩士、博士生。李克強由共青團中央起步，進入政界。李克強從政履歷，在此省略不表。
以上資料來源：吳鳴、林崢合著，《李克強傳》(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340-342：附錄表〈李克強簡歷〉、頁343-349：附錄一〈追憶李誠先生〉、頁27-34：第一章〈合肥少年〉、頁65-71：第三章〈燕園歲月〉。
綜合而言，李克強憑藉個人才智和努力成材，沒有父輩的政治資歷作依靠。不像習近平般有父輩高級幹部人脈背景。按學歷，李克強中小學時期沒有學英文，進北京大學後，才加倍努力地學英文。今年在香港大學百年校慶上，最後一節以英文發言，是刻苦努力的成果。

附錄三：李克強訪港行程 (省略)
參閱香港政府新聞處網站的新聞公佈 http://www.isd.gov.hk/pr/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