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9/9/27 (第三稿)
題要
u 香港目前的深層次問題，在回歸過渡期時已形成
u 2019年香港動亂，將香港九十年代以來積聚成的深層矛盾全面爆發出來
u 香港成為中美兩國博奕大棋盤下的一枚棋子
u 推想美國的戰略布局，是使香港和台灣兩枚棋子維持一個鬧獨立而懸而未決的狀態，來對中國極限施壓，以爭取美國最大的利益。
本文嘗試回顧八十年代香港踏入回歸過渡期至今，曾經經歷的重要歷史事件，以分析討論目前香港動亂的內部原因，繼而討論國際風雲變化對香港局勢的影響。本文不詳細討論2019年6月至今所發生的事件細節，因為這百多天來港人每天都受這動亂氛圍籠罩，情緒上受夠了壓抑。本文分四節，首先回顧香港政治小氣候，第二節討論國際局勢，第三節探討基本法及香港緊急法條文，最後是結語。
一) 香港政治小氣候
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決定1997年7月1
日香港結束英治時代，回歸中國，成為中國管治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基本法》於1990年由全國人大頒布，於1997年特區成立日正式實施，是香港特區的小憲法。值得留意者，《中英聯合聲明》之附件三規定，回歸過渡期內港英政府每年批出土地上限為五十公頃，此一政策是導致九十年代香港地價及房價不斷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中英兩國在1982年開始談判香港前途時，因談判不順導致香港曾經發生信心危機，1983年10月港英政府決定將港元與美元掛鈎(7.8港元兌1美元)，又稱聯繫匯率，此制度一直延續至回歸後的今天，2005年金管局訂出兌美元匯率上下限7.75-7.85。新中國成立初期外匯短缺，長期以輸送農產品來香港交易，獲得港元以積累外匯，故八十年代港元對美元掛鈎的政策，有助於國家穩定地積聚外匯，用來購買外國工業設備產品。至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後國家經濟實力上升，港元的重要性才逐漸下降。雷鼎鳴分析九十年代香港GDP佔中國GDP的25%，目前已下降至2-3%。港元與美元掛鈎制度，也導致港元利率須跟隨美元利率升降，一旦兩者利率相差多時，可使港元匯率受衝擊，故使到香港政府失去以利率來調節經濟及房地產價格的自主性。
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期，港英政府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即是政府不主動制定產業政策以扶助本地工業發展。此一政策在回歸過渡期沿習不變，港英政府在九十年代致力於新機場的基礎建設，有所謂千億元的玫瑰園計劃，卻沒投放資源在協助本港工業轉型上。香港在八十年代由於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大批工廠製造業北移，導致本地工業空洞化。經濟轉型成金融、保險、運輸與房地產為主的服務業。回歸後沒能反省從前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工業空洞化的問題，延續至今天(董建華曾作出努力，但不成功，見下文)。
香港股票市場發展也值得注意。1986年香港四家證券交易所合併為港交所，經歷1987年股災停市四天一役後，作出改革，股市管理制度較成熟，成為九十年代初內地發展股票市場的重要參考。九十年代起，香港股市發揮了為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集資的重要渠道，吸納世界各地資金，來支持內地企業發展。標誌性事件是中國加入WTO後，中國要逐漸開放銀行保險業，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中國、工商、建設、農業)先後成功在香港上市，以開放來促進內地銀行業改革，與國際接軌。我在2012年撰寫一篇論文作業〈改革開放時期建立的中國股市、兼論香港的助力〉(http://leungkwj.blogspot.com/2012/08/blog-post_4017.html)，討論香港股市對中國發展經濟的助力，感興趣者可參閱。
香港在回歸之前，已是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紐約、倫敦、香港，又稱紐倫港Nylonkong)。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指出：「國際金融界可以對中國的行為舉措起到有力的監察作用。外國在港的投資已達一千多億美元，中國對香港事務的任何干涉，都可損害香港的投資氣氛與環境，把外國資本嚇跑，導致股市下瀉、地產崩盤。」這論述也反映了西方價值觀如何看待中港關係，與中國迥異，即西方重視「兩制」以防中國干預，中國則重視「一國」的主權與領土不容侵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人民幣正在走向國際化，香港成為最重要的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
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時，曾一度有傳聞說英國政壇誤判形勢，設想中共政權將很快倒台，則香港97回歸問題不復存在！此事直接牽動全港關心香港與及中國前途的市民，引發上百萬港人遊行，六四事件打破了多數上街的香港市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在九十年代引發大量移民潮，移民地區是西方英語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等。英國政府為了防止香港殖民地子民大量移居英國，製定了英國特式的「英國(海外公民)」護照(簡稱
BN(O))，讓港人申請，真夠黑色幽默地暗示說：殖民地港人想成為英國人British嗎？NO！香港回歸後，因為政治局勢平穩，生活方式不變，吸引了已移民外國的港人回流，因為在香港「搵食」始終比外國容易。所以目前在香港生活的市民，有部份是雙重國籍(既持有外國護照，也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和中國香港特區護照)。近期有港人到英國駐港領事館請願，要求英國給予港人移民英國，有可能嗎？還有，紀念六四成為香港泛民每年必辦的集會活動，直至今天。
1997年香港面臨回歸時，沒有移民的港人懷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過渡。無庸置疑，香港能平穩過渡，對中港均十分重要。中國政府要讓香港資本家留在香港經營，使經濟能繼續增長，不致經濟衰退及民心不穩。過渡期內曾發生英資怡和集團取消香港上市地位，遷冊至星加坡上市(仍繼續經營香港業務)，此事反映了香港外資機構對香港回歸的前景存有故慮。故然，香港能保持繁榮，也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是以在回歸過渡期以至董建華時代，中共對香港資本家友善，營造有利可圖的營商環境。
香港傳統左派系統(工會、報章、學校、電影業)，在1967年暴動後，對香港市民的影響力已無復五、六十年代的光景，而且受中國十年文革影響，影響力繼續下降萎縮，例如長城、鳳凰、新聯等左派電影公司在文革時期甚少開拍新戲。而在香港本地出生成長的一代，比上一代接受更佳的教育，藉著香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成為香港中間親英美的少壯派中堅力量，取代香港傳統的國共兩黨在港的左右兩股力量。香港電台制作電視節目，也配合殖民地政府施政，例如《獅子山下》節目深入人心，成功塑造了同舟共濟的獅子山下精神(相比目前香港電台持批評政府立場，喪失了配合政府施政的角色)。香港傳統左派在回歸過渡期變成為邊緣群體，由於工薪階層人口減少，工會影響力也下降(後來轉型吸收服務業從業員為會員)。同樣的，台灣國民黨在香港勢力，也在此時期收縮，標誌之一是代表台灣國民黨的《香港時報》黨報在1993年結業。回歸後雙十節國慶，國民黨也沒有在港九(如彌敦道)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由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開始，港英殖民地政府加速香港政治生態的民主化步伐，尤其以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的政策最明顯，以民選立法會制衡政府施政的設置，轉變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主導的政治格局(曾有學者以「行政吸納政治」理念來概括港英殖民政府施政策略)。在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受立法會制約，施政不順，動輒得咎。
另一方面，美國有民間基金會(避免官方色彩)在香港深耕細植，早在五十年代已在香港開展文化教育工作(友聯機構；又如資助新亞書院建校辦學等)，有著悠長深植於香港的歷史。還有專責收集中國情報的組織，香港成為西方國家北望神州的前哨陣地。至九十年代美國勢力支持蘋果日報傳媒集團，攻擊特區政府施政問題，宣揚美式民主自由價值觀。再者，美蘇冷戰隨著蘇聯解體而結束，但冷戰思維的反共意識，仍然留存在多數港人腦海中。香港媒體的國際新聞仍然採用英美的新聞社(路透社、美聯社、BBC等)新聞稿，即西方價值觀念依然影響港人。還有，回歸初期香港經濟仍比中國內地優勝，一般港人繼續以香港核心價值的優越心態來看中國內地，未必能察覺中國在入世後經濟迅速發展情況。如果在近十年沒有到內地工作旅遊，未必能覺察中國在新世紀近20年來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反而香港一般傳媒只報導內地負面新聞，加深港人對內地的負面觀感。
香港回歸初期，即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出現通縮經濟，樓價持續下跌，投機者受負資產影響而損失慘重，第一任特區首長董建華民望下跌。又經歷2003年非典型肺炎(沙士)傳染病肆虐困擾，港人自此慣用口罩以預防病菌擴散。2003年特區政府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一事，受7.1泛民發起遊行反對及自由黨田北俊倒戈而被迫中止，由此埋下泛民與特區政府不咬弦的種子。董建華嘗試推動的數碼港與中藥港等新經濟政策，沒法推行，香港經濟依然靠金融、保險、旅遊及地產等服務業來支撐，變成食老本。港商自八十年代起在珠三角地區設廠生產，依靠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多不投資在研究創新R&D上面(所謂High
Tech “High”嘢，Low Tech撈嘢)。再加上回歸過渡期香港土地物業升值，形成港人普遍搵快錢的急攻近利心態，從前的克勤克儉精神，已所餘無幾吧。隨著中國在21世紀經濟實力上升，政府要改善勞工待遇及實施保護環境等政策，內地的港商及台商在近十多年內相繼結業，或將工廠搬遷到東南亞廉價勞力地區繼續經營。內地原有的工業區有大量空置廠房，處於轉型升級過程。其中東莞成功轉型，成為支援深圳高科技企業的製造基地。相比之下，深圳湧現一批科技企業如華為、騰迅、大疆等，在R&D投入方面，港商已被比下去。中國沿海一帶貨櫃碼頭貨運量已超過香港，即香港的轉口港地位也褪色。2018年深圳GDP已和香港十分相近(人民幣與港元兌換率差異，深圳人口也比香港多)。
回歸22年以來，香港冒起了一類批社會組織，其宗旨不在慈善救濟或社會服務，性質宗旨上近似於社會倡導，然而應歸類為壓力團體(例如環保、反對填海、新界村落保育)，各公民社會組織就形形色色的議題，向傳媒發表評論，也有社會動員，向政府施壓。政府在製訂公共政策時，多費時間諮詢，對政策作調整等，效率下降，變革緩慢，甚至寸步難行。例如政府有意改變部份郊野公園用地作住宅用途，便遭遇阻力，寸步難進。又有市民以司法覆核方法，使政府公共工程拖慢進度，工程支出相應增加。
回歸22年來，香港經歷的重大政治事件，計有2003年反23條立法；2012年反國民教育；2014年選舉特區首長制度的爭論而引發的佔中事件；2016年「魚蛋革命」暴動；和2019年因為反對修改引渡逃犯條例而引發的「反送中」暴動。2018年反西九高鐵站一地兩檢事件，因得不到多數香港人支持而收科。可以說自2012年反國教事件開始，已形成一股反共、反中的政治力量，以年青人為主，背後有美國方面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支持，例子是佔中時期黎智英充當白手套角色，「捐款」支持泛民議員及鄭宇碩的真普選聯盟(黎智英有一位美國籍助手Mark
Simon是否與CIA有聯繫？不知道)。這裡不談黎智英或外國投機家有否利用香港政治動盪的內幕消息來沽空香港期指牟取暴利，發動亂的不義之財。七十、八十年代香港曾收留大批越南難民，有部份難民在香港生活，這群人僅承認是香港人，並不承認是中國人，今次動亂有多少越南裔港人參與，不得而知。再者，參與兩次民陣發起的遊行群體中，還有在內地經商辦廠的港人，因為擔心從前在內地經營時難免有行賄行為，會被內地官方追究。
盧永雄曾撰文介紹「焦土派」的起源和「攬炒」概念，本文不作重覆(參閱：盧永雄：〈大人不會明白的「焦土派」〉)。估計使焦土派對人生前途感到絕望的原因，一是樓價太貴，難以自置居所，其二是香港經濟單一，只剩服務業，年青人難以創業，又滋生抗拒中國內地的心理，不願北上面對一個「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8月份香港焦土派曾在全港各區播放烏克蘭革命紀錄片Winter
on Fire(中譯名《凛冬烈火》)。美國Netflix擁有這片版權，故這實是公然侵犯版權行為，然在「革命是正義」的名義下，沒有人在意。焦土派潛藏的意義是將香港比喻成烏克蘭，中國比喻成俄羅斯，以烏克蘭擺脫俄羅斯的控制，來暗喻香港也能擺脫中國的一國兩制的命運。當然這比喻並不洽當，焦土派放映烏克蘭革命紀錄片是意圖搞顏色革命的又一證據。
據說香港的美國領事館人員多達上千人，英國的領事館人數也有五、六百人，領事館人數與香港人口不成比例，故推論有大量情報人員。相信來自內地與台灣的情報人員也不會少。有評論者由此推論，香港成了世界情報中心之一。英美情報人員在內地出事，可逃回香港，因兩地無引渡逃犯條例，英美情報人員在港不用擔心被香港政府遣送到內地。所以英美政府出於情報需要也反對香港修訂逃犯條例。
習近平在2012年接班成為中國新一屆黨政軍領袖，在推動國家繼續改革開放時，強力打擊各級黑惡勢力，甚至國家級的高級幹部黨員也被判刑(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令計劃)，不排除有貪官與行賄商人逃來香港以至美國，例子有郭文貴在美國造謠抹黑中國國家領導人。這股仇視現今中共領導層的反對力量，也趁香港動亂機會打擊中共政權(參閱劉瀾昌：〈香港人幣離岸交易中心會成打擊目標？〉)。此外台灣現在已進入大選週期，蔡英文借香港出現的動亂來否定中國「一國兩制」統一台灣政策，有利她的選情。故董建華點名說香港風暴的幕後推手，台灣也有份。這也解釋了7.1衝擊立法會後，有一群示威暴動者逃(人數不清楚，傳聞有十多人至六十人)到台灣的事實。
以上種種香港內因和外因，綜合作用下，使香港政府的修訂逃犯條例過程，發展成為一個「完美風暴」。然而，我認為香港這彈丸之地，一直處於中英美等大國強國博奕的摩擦焦點之一。故討論香港本地問題，必須從國際大環境角度來研判理解，故在第二節討論國際大氣候。
二) 國際局勢大氣候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下稱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發展經濟力的基本國策。當年中共並無改革經驗，當時也沒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轉型的經驗可作參考，故過程充滿不確定因素，有謂「摸著石頭過河」的形象說法。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了「官倒」之類的腐敗現象，嚮往西方自由民主思潮的青年人(學生、工人)，要求政府反官倒，以至開放政治民主空間，並於1989年發生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演變成六四事件。
九十年代中共執政局面，在六四事件後逐漸穩定民心。估計是中國人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民心所向，要求和平發展，不願再有政治運動與鬥爭。六四風波後中國統治權力過渡至江澤民與李鵬(後來是朱鎔基)的江李(朱)體制，1992年鄧小平在八十多的高齡仍憑藉黨內威信以鼓其餘勇，南下廣東及深圳實地視察，發出南方講話，為中國繼續改革開放鼓勁，發出「中國不改革是死路一條」的論斷。是以同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經濟制度有別於從前的計劃經濟)，形成「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國策不動搖，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了毛澤東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革命模式。這國策變化也連帶影響了香港的左派陣營弱化了團結平民老百姓的基層路線(這部分已在第一節討論)。
九十年代中國發生經濟危機，導致人民幣貶值，舊式國營企業面臨倒閉，尤以東北地區老舊重工業基地最為嚴重，工人遇到下崗失業等困難。而農村則有三農問題，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教育事業也缺經費，於是有公益項目「希望工程」的出現。1994年人民幣大幅貶值，幸好中國政局沒有失控。附帶說一句，九十年代西方孤立中國的大環境下，1995年北京承辦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是透過公民社會與婦女權益的議題，中國恢復與國際社會的大規模交往，具有打破隔膜的意義。
台灣政治局面也因蔣經國突然逝世、李登輝成為總統(任期1988-2000年)而發生根本性質的轉變，民進黨冒起成為足以挑戰國民黨統治權的政黨，台灣本土派朝著台灣獨立建國一步步邁進。當然，蔣經國主政時期已開放黨禁和報禁，政治巳比蔣介石時期寬鬆。1981年葉劍英(全國人大委員長)向台灣提出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簡稱葉九條)，已具有一國兩制的構思。中國政府以「一國兩制」政治制度安排，解決了香港與澳門回歸祖國的談判後，於1992年由海峽兩岸「民間」組織海基會和海協會會談，形成「一個中國」的共識或諒解。更重要者，中國與外國建交的先決條件是對方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及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目前台灣有邦交的國家所餘無幾，當然台灣運動員可以「中華台北」名義參加國際賽事。
九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會集團，隨著1991年12月蘇聯解體而終結，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均獨立建國(如烏克蘭、格魯吉亞、中亞的幾個「斯坦」等共計15個國家獨立)，南斯拉夫解體為數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兩國。東德政府倒台，被西德合併為現在的德國。繼而是東歐國家申請加入歐盟。美國日裔學者福山由此作出了「歷史的終結」的結論，說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及市場經濟模式已成為社會發展的最終狀態(大意如此)。西方社會有所謂「華盛頓共識」，發展中國家應依此模式來發展政治與經濟。由此觀之，中國奉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在西方政界來看是專制國家，政權早晚會被人民推翻而倒台，此即「中國崩潰論」(美藉華裔作家章家敦2001年發表《中國即將崩潰》)。中國行市場制度，被西方學者稱為國家資本主義(中國自稱是中國特式的社會主義)。近年美國還有「中國威脅論」，反正西方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中國。
2008年應是國際局勢的轉捩點，美國發生金融海嘯，起因是美國的次按危機爆發，雷曼兄弟這家百年歷史的金融機構瞬間倒閉，還有馬多夫(Madoff)騙局爆破，使投資者損失慘重。美國政府為救市而推出量化寬鬆政策，以挽救其他大金融機構，這類機構是所謂「大到不能倒」的。其他各國也仿效，如中國推出四萬億元(人民幣)投資計劃，以擴大內需市場。貨幣寬鬆政策使全球資金泛濫，後遺症之一是各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
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逐步開放國內市場，同時出口貿易也快速增長，帶動GDP以每年9%長期增長，至近數年才逐年下降至6%年增長率。內地學者稱中國已建設成完備的工業體系，現今世界能演進成工業國為數不多，故中國的工業化成功是十分重要。有統計顯示，到2010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中美兩國經濟規模差距逐漸拉近，甚至如按「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2014年中國已超越美國，因美國的消費物價高於中國。中國經濟發展的效果是政府成功讓數億中國貧困人口脫貧，使世界總貧困人口減少，為全世界人類發展作出中國的貢獻。當然，按人均GDP算，美國仍高於中國，但是中國人口多而消費市場大，2018年中國國內消費額已超過美國。有評論說中國的中產人口(達到四、五億)比美國人口還多，增長潛力勝過美國。目前中國進出口額最高的三個地區是歐盟、東盟、美國，即對美進出口佔第三位。《新聞聯播》報導：「今年前8個月，歐盟、東盟和美國仍爲我國前三大貿易夥伴。其中，與歐盟進出口3.15萬億元，同比增長9.7%；與東盟進出口2.74萬億元，同比增長11.7%；與美國進出口2.42萬億元，同比下降9%。」
2019年放映的一套美國紀錄片《美國工廠》(奧巴馬夫婦成立的電影製片公司發行)，講述2014年一家中國生產車用玻璃企業在美國俄亥俄州(毗鄰五大湖區)投資設廠至今的曲拆，反映中美兩國工人的文化差異，美國工人拒絕在假日加班(加班當然有補薪)，追求個人生活質素；由中國外派來美的工人則樂意在假期加班，與企業共存共榮。中國經濟實力上升的動力與原因，由此可見一斑。
國際局勢展望，未來20年是世界領導權有變的時期，所謂由「一超多強」變成「二超多強」局勢。今年4月特朗普與卡特(前總統)通電話表示憂慮中國超越美國，卡特回答說中國的成功是因為自1979年以來，中國沒與任何國家打仗，但美國卻一直在打仗，浪費了3萬億美元。卡特似乎忽略了1979年中國對越南發動自衛反擊戰一事，當然中國這次戰事是一次局部戰爭，為時不長。有政治研究的學者提出美國存在一個「幕後國家」(Deep
State)，影響美國長期向外發動戰爭的局勢，我們不妨推想美國發動戰爭對那些機構與企業得益最大？
雖然中國近年反覆強調中國復興不會威脅其他國家，倡導國際社會㩦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傳統的大同世界理想)。可是，美國判斷中國成為威脅美國世界第一強國的國家，以中美兩國零和遊戲思維、和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邏輯來研判，故此從奧巴馬擔任美國總統開始(任期2009-2017)，已將打壓中國作為國策。特朗普上任後，其幕僚及智囊更替成極右分子(如納瓦羅Navarro、班農Bannon[已離任]、彭佩奧Pompeo、博爾頓Bolton[剛離識]等)，在2018年開始與中國進行貿易戰(加征進口關稅)，至今兩國仍未達成貿易協議，經濟學家預期全球經濟將放慢甚至步向衰退。據王孟源分析，目前美國政界(共和、民主兩黨)、商界以至普羅藍領民眾都有共識，要壓制中國的冒起，甚至想法扼殺中國經濟。我對於美國商界對中國態度是否與政府相同有懷疑。2018年末基辛格來中國訪問時說，中美兩國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了，反映目前美國人普遍敵視中國氣氛。
從兩國製作的電影可反映出中西文化差異。美國荷里活電影的一個重要母題是英雄(白種人)打敗意圖毀滅地球的邪惡力量，以拯救地球和人類(也有英雄救美人)，例如《復仇者聯盟》，有正邪不兩立的零和遊戲思維。中國今年發行的電影《流浪地球》，是說全人類㩦手合作，使地球轉危為安，帶有全球各國㩦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當中深層的文化心理差別，正如錢穆指出的西方重視「分」和「爭」，從對立鬥爭中求進步；中國重視「合」與「和」，在和諧環境中求發展。
美國國會在9.9開始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9.25在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亞洲週刊》報導：「這法案要求國務卿定期審視香港的自治狀況，制裁損害人權的官員。隨着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紛紛表態支持，通過法案幾近兩黨共識。國會議員的投票取態多少反映民情：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透露，六成美國人對中國反感、百分之二十四受訪者視中國為美國的最大威脅。」美國國會領袖無視香港暴徒行兇事實，抨擊香港政府壓制言論自由的人權，既有國會向政府施壓的含意，也有長臂管轄世界各國人權現狀的理念，向其他國家施壓，換取美國的利益。中國相關部門(外交部、港澳辦、香港中聯辦等)批評美國在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美關係，但至今未有提及反制措施。美國有豐富的經驗來策動顏色革命及種種打壓中國的方法(金𤌴榮稱為「整老二專業戶」)，香港前景難以預料。而中國赴美國留學生與學術交流學者也受影響。
在中美關係緊張情況下，8月習近平在甘肅視察時，安排到西路軍紀念館獻花紀念紅軍烈士。西路軍的歷史是1936年紅軍長征在陝北會師後，派出一支紅軍進攻甘肅回部開闢根据地，歷盡艱苦挫拆，損兵拆將的歷史事件。其傳遞的政治信息，可理解為目前與美國角力到了對決階段，號召人民要作打硬仗和過緊日子的心理準備，要在新時代重拾長征精神來面對挑戰。接著，習近平在9.3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作開班演講，說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變局，要幹部們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鬥爭將跟隨著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2049年建國一百年)過程，大概是應對美國的極限施壓，作長期部署。制度上，中共有一安排黨政軍幹部培訓的傳統，要幹部學習新知識以提高政治及治理水平。除中央黨校，各省也設有黨校，各級黨政幹部需要培訓，與時並進。此外，習李體制時代建立了巡視制度，檢查幹部腐敗問題，巡視力度強，做到全覆蓋(省市級政府、國企、社會事業單位)。
近十多年世界上，有阿拉伯地區及東歐國家發生顏色革命及中東戰亂，產生的後遺症是經濟衰敗，引發難民潮流向西歐國家，影響所及，又導致先進國家地區的民粹主義抬頭。香港人對內地來港自由行遊客反感，在民粹主義思潮之上，再加上心理上難以適應中國快速復興的現實。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近年提出中國要有文化自信(完整論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四個自信」)，正在構建中國的話語體系，例子有上海東方衛視近年推出學者張維為主講的《這就是中國》講座節目，每週一講，目前已播出35集(至2019/9/25為止)，張以「文明型國家」理論來闡釋中國制度設計。尤值得注意者，是第35集專門討論香港目前的亂局，以「香港局勢：自助者天助之！」作點題，發人深思。中國在近二十年支持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推廣中國文化與中國會話，成效如何？不甚了了，始終文化建設是需要長時期浸潤才見效果的。但是，目前國際上仍是美國話語權佔主導地位，中國話語的國際位置由弱勢向上升階段。
對內地人而言，今次香港動亂起了一個反面教材的作用，尤其是《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香港機場被非法禁錮及圍毆，引起內地人反感。內地人懷疑西方式民主，及感受到美國顏色革命的危害性。內地人對港人的印象，從以往感覺港人的文明守法變成無禮貌、不守法的負面形象。再說，中國為香港回歸安排的「一國兩制」政治設計，原意也想用「一國兩制」模式統一台灣，然近期香港形勢急變，估計統一台灣後應有新式的政治設計。
中美角力或對決的局面，並不會因為貿易戰告一段落而停息，內地學者金𤌴榮分析美國打壓中國有三大原因：一是人種不同，美國白人難以接受被黃種人超越；其二是宗教原因，美國人相信上帝一神宗教，得到上帝恩寵，認為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怎麼能強盛起來？其三是意識形態上，美國認為中國行社會主義制度，與美國式民主選舉制度不同，以美國政界邏輯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不可能成功的。有港人指出中西間的文化差異，源於宗教信仰不同(一神
vs 多神)、與及道德金律的正負差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vs 己所欲施於人)，有參考作用。
美國打壓中國行動具體表現如：限制甚至不許中國科技發展(中國製造2025、5G通訊)、抨擊一帶一路為中國經濟侵略等。應還會打壓人民幣國際化與金融(亞投行、金磚銀行)。綜合而言，中美角力對決，是影響香港局勢的最大外部因素。
展望未來數年，仍將是中美角力甚或對決時期，由於兩國均是地廣人多的大國，各有角力的優勢，很難判斷角力結果，世界經濟也有衰退機會，衰退期有多長？難以預料。
三) 討論中央派兵來港平亂的可能情況
最後討論中共出動解放軍駐港部隊與武警來港平亂的安排。《基本法》第十四條是關於解放軍駐港部隊的，寫道：「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駐軍人員除須遵守全國性的法律外，還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按這制度安排，駐港解放軍負責對外的軍事行動(戰爭)，香港在必要時得向中央政府提出請求，由中央軍委下令，駐港解放軍方可出軍營外執行平暴與救災任務。但估計出動解放軍的機會不大，也許中央政府應香港政府請求而派出深圳武警來港平亂，仍維持一國兩制(也涉及修改《基本法》)。
《基本法》第十八條是底線思維條文，以維護國家主權，寫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决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决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一旦香港出現特區政府倒台、或警察喪失執法職能時、或香港出現獨立政府時、或社會嚴重失序，交通完全癱瘓，商店街市關門，市民生活困難甚至發生聚眾搶掠，外國撤僑等事件發生時，全國人大常委(目前是172人)開會可決定香港進入緊狀態(還需議決基本法中那些條文暫時失效，以免自相矛盾)，接著很快中央國務院即發佈必要的全國法律在香港實施。然後派出深圳武警(現由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來港執法，進行平亂，恢復社會秩序。由於中國法律是成文法(又稱大陸法)體系，不像香港的普通法體系，被捕人士將按中國法律被檢控及審判，故很有可能押解回內地某地區進行審判，辯護律師自然須是在中國註冊執業者，獲刑者在內地服刑坐牢，香港原有法律制度架構將暫時終止 (請參考李浩然〈對基本法第18條的理解〉文)。如此局面如何結局，十分難料，甚或終止一國兩制。事情發展至此，中國也難避免受西方國家聯合制裁，情況就像1989年那樣。
最後，香港法律還有一則《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簡稱緊急法)來應對緊急動亂，特首在行政會議可作出決定宣佈動用，然估計目前林鄭未有此決心。行會成員湯家驊認為要考慮到國際社會如何看待實施《緊急法》，因為會威脅到對「一國兩制」的信任，並非一時三刻可以恢復信心。
四)結語
鄭赤琰撰文說香港是非常脆弱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每當發生足以毀滅香港的事件時，涉事的有關方面都會『懸崖勒馬』，因為對峙雙方都知道，一旦香港化為烏有，雙方都得不到任何東西，反而會失去香港的所有利益」。
估計美國NED在幕後策動香港動亂目的，是配合美國國策，意圖打壓中國的發展趨勢甚至使中國經濟倒退，最佳是中共解體分裂(當然不大可能)，以維持美國唯一獨強的國際地位。我推想美國的戰略布局，是使香港和台灣兩枚棋子維持一個鬧獨立而懸而未決的狀態，來對中國極限施壓，以爭取美國最大的利益。美國無意協助香港獨立，一如限制台灣向獨立發展般。參考一件事例：福建一家運動用品公司收到美國寄來的快遞，內裡竟有槍械，該公司即時向政府報告。此事件等如美國向中國施壓，隨時可用快遞將槍械寄來香港，策動顏色革命，打響第一槍，造成人命傷死事件，如同烏克蘭般使香港局勢急劇轉入革命動盪階段。又或者向中國警告，勿派軍隊來港平亂，否則有可能製造槍擊事件嫁禍。當然，以上兩種可能純屬推測。
幸好香港動亂至今三個月，還未出現第一槍致命事件。我設想美國不想香港局面失控，導致中國派軍來港維護領土安全。若一旦出現武力鎮壓，將直接損害美資在港利益、及美情報人員或需撤離這個最接近中國的情報中心。這正如鄭赤琰的分析一樣。故此，香港局面不至於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顏色革命。然而未來泛民(也許加上焦土派代議士)佔據立法會多數議席，使特區政府施政寸步難行，遑論推動改革。我判斷泛民缺乏經濟發展認識，不曉做大香港經濟的蛋糕，只會將蛋糕分解派餅，香港經濟下滑，難以避免，或將耗盡香港政府歷年滾存的財政儲備。屆時在形勢比人強的環境下，年青人北上深圳和大灣區創業打工，將是未來出路(正如台灣當年太陽花學運的一些參與者現在到中國內地打工)。此外，如香港未來數年經濟不景，擁有外國國籍的港人應會移民，不再留戀香港。
香港回歸時，中央應許50年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中方的理解與泛民(西方)的理解完全不同。應該說現在已經要為2047年之後的香港政治前途作出安排。之前中國政府曾公布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有四個中心城市的構思：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現在經歷香港動亂，戰略布局應有調整。8.18公布深圳計劃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有中國發展步伐不被香港拖累的意思含意(即如果深圳成功做到，則作為示範經驗在全國逐步推廣，與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相關)，也有以深圳取代香港的戰略布置。今次動亂將香港回歸以來的政治及經濟問題徹底地揭露出來，相信中央已覺察問題十分嚴重，威脅到國家領土安全，需要從制度上作全盤檢查。每次中國政府提出與香港有關的發展計劃(規劃)時，例如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香港反對派(泛民、焦土)便對此貼上「被規劃」標籤，加以排斥抗拒。現在香港是不是原地踏步不思進取呢？現在我們還不覺醒嗎？
當下香港即使10.1
發生了嚴重人命傷亡事件，我們港人仍須保持冷靜。今時今日已不是1989年，我相信多數港人都看見暴徒破壞香港的惡果，過去三個月也領教了各類謠言，例如7.21元朗事件後翌日的謠言事件，使元朗地區休業半日，體驗了肅殺氣氛。上過當受過騙了，經一事長一智，多數港人現在不會輕易受騙的。
這是綜合上述回顧的一個結語。
以上論點，純屬個人意見的一家之言，陳述歷史往事也難免掛一漏萬，僅作參考。我撰文時力求客觀中肯，當然本文立場也是鮮明的。歡迎不同意見(粗口謾駡者除外)，互相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