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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一詞，見於《易經．革卦》〈彖傳〉。
彖曰：…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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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題目：由廣州農講所舊址內展示的兩則舊新聞開始
現將展品標題和內容抄錄如下，繼而探討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農民運動與國民革命的錯綜複雜關係：
一、農民運動講習所今日開學
所址擇定番禺學宮
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辦已近二年，共已辦過五期，第一期至第四期，均在廣東招生，第五期內有二班，一班為廣東班，一班為外省班，成効大著，廣東至現在計已有八十萬有組織的農民，大半為該所學生領導組織起來的，第六期學生，均從外省招來，中央農民部依據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2] 擴大講習所內容，二月間通告各省省黨部，依照規定名額，選派學生來粵，上月各省學生陸續到粵，中央農民部組織考試委員會，分次舉行入學考試，(非各省省黨部部選來者不□與考)計廣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江西、安徽、江蘇、福建、雲南等省學生，均已到齊，直隸、山東、貴州三省，尚有數名未到，熱河、綏遠、察哈爾、陝西等省，則因戰事關係，學生尚在途中，該所所址，在惠愛中路番禺學宮，本日在該所舉行開學式云。
二、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紀盛
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辦已有二年，畢業五次，現繼續招第六次，業由中央農民部通告各省省黨部派送來粵，除未到者外，計已到省經過入學試騐取錄合格者二百二十九人，昨日(三日)在番禺本所舉行開學式，各界到者，有政治委員會主席譚組安、中央農民部長林伯渠、中央青年部長甘乃光、中央婦女部長何香凝、廣東大學校長褚民誼、廣大文科學長郭沫若、國民大學校長陳其瑗、國民革民軍第十九師師長胡謙、廣東全省農民大會代表彭湃、省農民協會羅綺園、直隸省黨部代表安健、及詹大悲于樹德彭述之諸先生。林伯渠主席，首向總理遺像國旗黨旗行三鞠躬禮，次恭讀總理遺囑，全體肅立，次中央農民部長林伯渠報告本所開辦理由、次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毛澤東報告第六屆招生籌備經過情形，次來賓講演，…大致略謂中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農民革命，因中國人口農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民受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壓迫剝削，比任何民眾為甚，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參加，農民問題若不在國民革命中得到解決，則革命必不能成功，以前五屆學生組織了廣東農民八十萬，本屆學生來自二十餘省區，畢業後散布全國，必能組織全國之農民，立定國民革命之基礎云，聽者精神振奮，直至下午三時演說畢，全體起立高呼「組織全國農民參加國民革命」、「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中國國民黨萬歲」、「中國國民革命萬歲」、「世界革命萬歲」，始散會。
這兩則新聞報道內容，蘊含了豐富的內容，值得細讀。反映出1926年國民黨發動北伐戰爭前夕，其對國民革命的論述理由，期收宣傳和動員國民參與和支持國民革命效果。
國民黨的革命政綱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下簡稱〈宣言〉)。〈宣言〉分析當時中國內亂，其根源是軍閥混戰及各派軍閥與外國列強狼狽為奸。政局混亂又導致本國經濟日衰，實業不振，經濟命脈亦被外國列強操控。[3] 國民黨在〈宣言〉中首次提出「扶助農工」政策，將扶助農工的運動，輔助其經濟組織，謀農工的解放，此可增進國民革命的實力，相輔相成，反抗帝國主義及軍閥。[4]
〈宣言〉最後一節，是號召黨員向國民宣傳主義，使加入革命運動，取得政權：
自本黨改組後，以嚴格之規律的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於本黨黨員，用各種適當方法施以教育及訓練，使成為能宣傳主義、運動群眾、組織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時以本黨全力，對於全國國民為普遍的宣傳，使加入革命運動，取得政權，克服民敵。[5]
按〈宣言〉所示，國民黨員的新任務和挑戰，是要宣傳國民革命主張，動員全國國民加入革命運動。於是有組織工會、農會、創辦黃埔軍校等，為北伐作準備。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婦女部、調查部和軍事部。農民部第一任部長是林伯渠(1886-1960)。[6] 彭湃(1896-1929)及羅綺園(1894-1931)曾任農民部秘書。尚有阮嘯仙(1897-1935)、譚植棠(1893-1952)、周其鑒(1893-1928)等曾在農民部任職。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均以國民黨員公開身份，大力領導廣州郊區、粵中、西江、東江等地區，開展農民運動。[7]
國民黨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國民黨的農村土地政策，在〈宣言〉的第二部份論述民生主義時有談及最要原則：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8] 然自辛亥革命以至孫中山(1866-1925)改組國民黨時，以上政策未付諸實行。孫中山期望農民和工人能支持和參與國民革命。他也明白要得到農民支持，便要先關注農民的利益。如何能改善人數龐大的佃農和貧農的生活？參考孫中山在1924年8月21日出席第一屆農講所畢業暨第二屆開學典禮的演說，[9] 可反映孫中山的政策，他預見農講所畢業生下鄉宣傳時會遇到的自相矛盾情況。[10] 「大家此時去宣傳，一定要很謹慎，只能夠說農民的痛苦，教他們聯絡的方法。先自一鄉一聯絡起，然後再到一府一省，以至於全國。當聯絡的時候，還是要農民自己去出力。不過要怎麼樣出力的方法，就要你們指導。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11] 孫中山的策略，要待全體農民結成農民協會，和國民政府合作，用和平方式協商解決土地使用和繳租納稅問題。這反映出孫中山未能提出即時可行的紓緩佃農負擔的方法，遠水救不了近火。也提不出像彭湃在1922-24年早期所努力做的要地主減租的行動。一旦農民被動員起來，組成農會與地主和鄉紳角力時，好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般，情況將遠超出孫中山的預料了。
農講所舊址內展示的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概況表
上圖及下圖是農講所舊址介紹五位農講所主任/所長。
有關羅綺園的介紹文字，結尾部份被遮蓋了。
士紳階層的源流和演變
本文引述的《廣州國民日報》新聞報導說：「農民受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壓迫剝削」，其中的「劣紳」所指的士紳階層，在現代社會已蕩然無存。大地主和士紳階層的消失，反映了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大變革。在明清時代，士紳階層是農村的中介階層，代表官府教化管理農村，同時也代表鄉民向官府反映民意，還有倡導建設公共設施、慈善救濟等。美國華裔歷史學家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介紹清朝對農村基層控制：
在每個縣裡有一些村莊、城、鎮、和集市。這些鄉村區域的管理留給了當地居民而非官吏來運作，國家的行政管理停留在縣一級，但是，國家的控制仍然深入到稱作保甲和里甲的兩種村社組織中。前一種組織建於1644年以促進治安控制，後一種機制則建於1648年以協助稅收徵集。[13]
徐著《中國近代史》分析說：
清政府實行了一種將帝國控制力擴展到社會最底部的巧妙方法。這個方法就是通過基層管理，利用當地居民來約束他們自己，與此同時則削減了地方政府的開銷，並排除了任命官員的需要。
處在鄉村社會最底層的是溫順、消極和勤勞的農民，他們終年勞動以求溫飽。農民們基本上聽天由命，認同他們所不得不屈從的社會環境。然而，如果稅收變得太重而使生活變得太苦的話，他們也會在一些比較大膽的士人或鄉紳帶領下揭竿而起。[14]
士紳階層是中國帝制皇朝維持農村管治的有效和低成本的制度。然則，士紳是怎樣甄選出來的呢？一個人獲授與士紳頭銜，主要是由於在科舉考試中博取了功名。而撰寫所謂「八股文」的能力是中考的關鍵，這種文章表現一種正規嚴格的寫作風格，要求考生有高超的文字技巧，但毋需有廣博的學識。[15] 通過童試合格者，稱為生員，俗稱秀才，可獲接納進士紳階層，只是「低紳」，獲取生員頭銜的平均年齡為24歲。生員需要進一步在省府舉行的鄉試合格，獲授予舉人頭銜，才成為「高紳」成員，平均年齡為31歲。[16] 每次科舉考試，獲取功名的人數有嚴格限定，各省有固定名額，童試中只有1-2%的人能考取生員頭銜。[17] 士紳在鄉里間享有特權，負起道德教化鄉民的責任，[18] 調解仲裁鄉民間的民事糾紛，向鄉民籌集資金來修路築橋、改善水利灌溉，在動盪不安及官軍不能保護鄉里時，士紳會組織團練鄉勇，和籌資建造堡寨防禦。[19] 高級士紳作科犯案的話，將會產生棘手的問題，因為其士紳的頭銜可使他免受地方長官的處置。如要告發此人的話，首先須褫奪他的士紳頭銜。但知縣無權這樣做，…褫奪紳銜只能由學政來擔當。[20] 我理解學政官員是駐在各省府主持院試的。
清朝末年於1901年推行新政，於1905年廢科舉，[21] 繼而在1905-1911年推立憲運動，推動地方自治，地方成立省、地、縣議會。[22] 清末改革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開端，然而在朝政腐敗時推行改革，中國歷史上鮮有成功的。參閱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王先明(1957- )的研究，在清政府決定推行地方自治後，士紳權力空前擴張：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參與地方政治，主導地方教育、實業、財務和其他公共事務。[23] 而士紳不再是中科舉的士子，成份複雜，包括「地方官吏、學者名流、社團領袖、地方武裝頭面人物、大商人、大地主甚至富農等龐雜的群體」，[24] 有稱之為「權紳」或「勢紳」，有別於明清時代的「士紳」。士紳成員龐雜，且獲選入地方諮議局，參與地方自治事務。新的士紳是一個權力群體，可稱之為新官紳階層。[25] 從王先明的論文中，看不見有監察制衡的制度安排，在清末民初的混亂政局下，士紳與地方官吏勾結歛財，魚肉鄉民，致各地發生民變。王先明說：「也正是在『興紳權』的制度變遷中，基層社會『民變』風潮迭起，社會生活處於嚴重失序之中，其中『紳民衝突』驟然升高的趨向成為整個『新政』時期的時代特徵。」[26] 原因是由新官紳把持的地方機構借辦理自治事務而向農民、小商販濫征稅捐、強行攤派，從中貪污中飽，是清末至1930年代初的普遍現象。[27]
彭湃與農民運動
彭湃的重要農民運著作《海豐農民運動》將官僚、紳士和田主並稱為三個壓迫階級：
《海豐農民運動》是彭湃於1924年至1925年間陸續寫成的。最早以〈海豐農民運動報告〉為題，刊登於1926年《中國農民》第1、3、4、5期。[29] 1926年9月，此文編進《農民問題叢刊》第19種，初次印出單行本。[30] 彭湃主持了第一屆和第五屆農講所，又擔任歷屆農講所的教師，這篇文章，是第六屆農講所學生的教材。
彭湃在《海豐農民運動》第四、五節細緻地記錄了他冒著重重困難和家人極力反對壓力下，去和佃農打交道，開始時佃農不相信他，慢慢地起了變化，有五個年青農民接受彭湃的思想，願意組成僅有六人的農會組織，由這幾位青年農民引薦下，彭湃走進農家，宣傳農民要團結來維護切身利益的道理。[31]
彭湃在1922年6月開始了下鄉組織農會的活動。7月29日「六人農會」在彭湃家的「得趣書室」成立。農會的發展勢如星火燎原，在一年間，農會組織由一個鄉擴大至海豐縣、陸豐縣、惠陽縣等地，繼而在1923年5月將海豐總農會改組成「惠州農民聯合會」。[32]入會的農民主要是佃農和半自耕農。參考彭湃在1923年1月1日起草的〈海豐總農會臨時簡章〉，農會的綱領有四項：[33]
一、
圖農民生活之改造；
二、
圖農業之發展；
三、
圖農民之自治；
四、
圖農民教育之普及。
一、 謀農民利益之增進；
二、 謀農民生活之改造；
三、 謀農村自治之實現；
四、 謀農民業務之發展；
五、 謀農民教育之普及；
六、 聯絡感情交換知識以增進團結之能力。
參閱侯楓著《彭湃》有介紹海豐縣農會的工作，與地主豪紳之間的衝突情由：
由於農會能真正為農民辦了很多有利的事情，如排解農民間的糾紛；反抗地主吊田或加租；取消糞船捐；等等，因此農民對農會的認識日益加深，因而更加擁護農會。加入農會的人數，也就一天天地增加起來。鄉村的政治權力，也漸漸地從豪紳地主的手裡移歸農會。這樣一來，各區的警察和司法衙門，幾乎無事可理，真個是「門前冷落人跡稀」啦！豪紳地主們對農會真是恨透了，對彭尤其痛恨，故而肆意造謠，進行破壞。於是乎，家庭和社會的惡勢力，都集中地向彭湃衝擊。兄弟們也因此和他分家。分家後，他就把分得的全部田契，親自分別送給各個佃戶，讓佃戶們自耕自收自食，不用繳租。可是，大部份的佃戶都不敢要，反而把田契送還來。彭湃只好把他的佃戶召集在一起，宣講了地主如何剝削壓榨農民的種種罪惡，及耕者應有其田的道理，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然後把全部田契，當眾燒毀，並鄭重宣佈：佃戶們以後自耕自食，不必再來繳租。[37]
可見，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之前，廣東各地的農民運動已在進行，並且發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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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農民學校，經費是採用合作社方式，由學生的父兄等人合力耕「學田」，收成除去地主田租外，供教師作薪酬。教學內容以農民實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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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農民上山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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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鄉民之間的爭執作仲裁人，處理婚姻、錢債、業佃爭議、產業爭奪、迷信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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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官府和地主對佃農的盤剝：取消「三下蓋」、「伙頭雞」，不給陋規與警察。
彭湃領導的農會，做了大量的農民福利的工作，集合佃農力量和官府及地主鄉紳交涉，維護貧窮農民的切身利益。在農村辦低成本的農民教育經驗，在當時是值得推廣的。農村醫療服務不足的問題，至今仍是國家重點關注課題。
這時期的農民運動，是屬於農村改良性質，還未觸及土地重新分配的革命問題。放在現代社會裡，彭湃所做的工作相當於外展社會工作者。然而，這些維權活動也不容於官府和地主鄉紳。當時海豐縣由陳炯明(1878-1933)控制，即使國民黨在1924年1月底改組，在廣東發起國民革命，確立了扶助農工政策，也影響不到海豐。1924年3月海豐縣長宣佈取締農會，農會轉入秘密狀態。[41]
彭湃放棄了地主的身份，當眾燒了田契，這種革命性的行動，普通人是難下這決心的。參考一篇網文報導，彭湃受生母周鳳(1871-1973)教育影響很大。周鳳出身貧苦，當過婢女。16歲嫁到彭家，為人謙和，富於同情心。受母親影響，彭湃很小就對周圍的貧苦人家懷有強烈的親近感與同情心。到彭湃10歲時，父親與嫡母相繼去世，周鳳便承擔起教育彭湃的全部責任。[42] 彭湃於1917年到日本留學。1919年在日本參加五四愛國運動，被日本軍警鎮壓。1920年組織「赤心社」，研習《共產黨宣言》，及河上肇著《社會主義研究》。1921年回國，回國前與東京中國留學生共產黨小組成員交談。回國後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43] 彭湃自小同情貧農，留學日本時下決心投身革命。
1924年6月3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全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44] 據〈彭湃同志生平年表〉，開辦農講所的建議，是由彭湃提出的。[45] 彭湃即擔任第一屆農講所主任。開辦的目的是培養有志從事農民運動者。[46]
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內容
上圖是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於1926年2月發自廣州的〈第二號〉通告。說：「為發展全國農民運動起見，特擴充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由各省黨部選派學生來廣州參加訓練。各省分配名額，則沒有記載。學生須經過嚴格考試。學生需具備三項資格：
決心做農民運動，並無他項異想；
中學程度文理通順；
年齡十八以上，二十八以下，身體強健無疾病。
還有，是不收女生。我查閱兩本農運資料書《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日期的農民運動資料》，均沒有收錄這則通告。這份通告有其參考價值，如：這屆不收女生，[47] 學生需有中學文化程度，無中學文化程度的農民則不是受訓對象。更重要者，這屆是全國招生，畢業後回原省從事農民運動。細看上圖，得知本通告有刊登於《中國農民》月刊。
第六屆農講所授課內容，有：
² 授課13星期，共252小時，計25科。上圖是課程內容，是取材自〈中國農民〉月刊第九期刊登的〈第六屆辦理經過〉。
² 授課以外之理論研究：每學生獲發一全份的書籍。凡重要書籍，在閱看之先，由專任教員於每書要緊部分列出問題，公佈出去，然後命學生看書，根究所問，隨看隨作答案，限期交卷。由專任教員於答案中擇出數份，加以改正，繕好張貼牆壁，名曰「標準答案」。然後將所有答卷一律發還學生，令照標準答案自行改正的錯誤。[51] 書籍名單詳見〈第六屆辦理經過〉。[52]
² 實際的農民問題研究：學生分成13個農民問題研究會，每星期開會一至二次，引導學生研究實際問題，和調查。下圖的資料，是取材自刊登於《中國農民》月刊第九期的〈第六屆辦理經過〉。下圖左方是編印農民問題叢刊，及叢刊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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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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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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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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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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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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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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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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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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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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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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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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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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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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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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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河(今屬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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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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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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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福建
|
16
|
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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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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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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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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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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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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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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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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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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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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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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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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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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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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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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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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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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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隸(今屬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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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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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遠(今屬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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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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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印《農民問題叢刊》
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編進《農民問題叢刊》第19種，是毛澤東(1893-1976)主辦第六屆農講所時編輯的。農講所舊址展覽館有展示《農民問題叢刊》部份書籍。
展館的解說詞：「它匯集了教員講義，學生調查研究成果，名人論著，農運策略等材料，對全國農運起著指導和促進作用。」這是第六屆與之前五屆農講所不同處之一。毛澤東為《農民問題叢刊》寫序言〈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介紹編輯這套叢刊的目的：「目前除廣東外各地農運都方在開始，所以材料是異常貧乏。這回盡可能搜集了這一點，印成這一部叢刊，作為各地農運同志的參考。」[54]
毛澤東的農民運動政策
毛澤東撰寫的序言〈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在展館內有陳列，見此文又刊登在《農民運動》週刊第八期。後來毛澤東編輯《毛澤東選集》時，這篇文章沒有入選，故其流傳程度不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我認為此文有助於當代人去了解這一時期的農民運動狀況。
〈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開首即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55] 毛澤東和另一位中共黨員彭湃，均看到中國現代革命不能缺少農民的參與。中共另一位創黨黨員張國燾在抗日時期脫離共產黨，1949年後輾轉移居香港，寫出了回憶錄《我的回憶》，其中有憶述1923年6月中共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在會上提出發動農民革命的主張：
毛澤東的發言是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局處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只有農民運動，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問題。在中共歷次討論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才注重這個問題，尤以毛澤東為然。中共第一個著名的農民運動者彭湃，於1922年9月間就在廣東的海豐成立了第一個農會；在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他的工作已收到相當的成效。但海陸豐那時正在陳炯明的統治之下，一切消息不易外傳，他的工作也未引起重視。陳獨秀先生和中共廣東區委雖曾鼓勵彭湃這種活動，但陳[指陳獨秀]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並未提到這項農民運動，而且慨歎農民人數雖多，但太落後了，一時不易發力起來。毛澤東當時對於彭湃的這種活動也是毫無所知的。但他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此他時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56]
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寫於1926年9月1日。當時國共兩黨合作上已出現緊張關係，正處於欲斷難斷之時。毛澤東在國民黨內工作，尚未提出土地革命的主張，然這篇文章已呼之欲出：「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國主義內而統治階級，對於其地壓迫榨取的對象主要是農民，求所以實現其壓迫與榨取，則全靠那封建地主階級給他們以死力的擁護，否則無法行其壓榨。所以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其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中國的軍閥只是這些鄉村封建階級的首領，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村的封建階級，豈非不知道輕重本末？」[57]
毛澤東青年時代十分重視調查研究，曾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58] 早在1917年暑假曾進行遊學考察，走過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等五縣，了解農村狀況。[59] 在主辦第六屆農講所時，他將學生按全國地域分成十三個農民問題研究會，引導學生研究實際農民問題，做調查研究。
農民運動的轉型
蔣介石(1887-1975)於1927年4月發動清黨後，各地農民協會被打壓取締。中共先後發起南昌起義、湖南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在南昌和廣州兩個省會城市的起義均告失敗，唯毛澤東在湖南秋收起義後，沒有進攻省會長沙，轉而在湖南江西的邊緣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動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分給佃農，依靠農民支持，得以壯大發展。自此，農會組織不復存在。
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後，農業推行合作化，至人民公社為合作化高潮。1978年改革開放後，農民分田耕作，回復到小農經濟。時至今天，沒有一個全國性的農民組織，不像工人、學生、婦女般有專屬的全國性組織。[60] 這也使人費解：何以制度設計上沒有一個全國總農會？誰來代表農民利益參政議政？
結語
本文是筆者嘗試從農講所舊址內展示的文物作指引，追尋國民黨及共產黨初次合作，推動全國農民運動，及進行國民革命的一段歷史。當時政治局面錯綜複雜，1923-1927年國共兩黨合作與鬭爭時期，各有其整套的分析論述模式，如何能較為客觀地描述這段歷史，實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
受時間及篇幅所限，本文未有討論農講所的軍事訓練情況，沒有討論在舉辦六屆農講所的兩年間廣東的農民運動與地主鄉紳的尖銳對立和流血衝突情況，也沒有討論蘇聯和共產國際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影響。
本文嘗試回顧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宣言〉，接著以較多篇幅回顧士紳階層的源流及變異過程。士紳階層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被革命浪潮淹沒，是社會變遷及思想變革的一個典型案例。其次，本文參考各文獻以反映彭湃在海豐發動農會組織，這是農村社會變革過程中一個劃時代的實踐。
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名義上統一了中國，1928-1937年的民國十年裡怎樣處理佃農和地主間的矛盾，能否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留待日後再研究。
本文作者於考察農講所舊址時攝
* 本報告的照片是我在考察廣州農講所舊址時拍攝的 *
參考書目
² 彭湃，《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²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本書無提供編者)
² 陳登貴、江鐵軍合編，《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² 何錦洲、蔡明禁，《首次國共合作時期廣東革命史》。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1994。
²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卷一。
²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合譯，《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上、下冊。
²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九、十。
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卷三。
² 侯楓，《彭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3。
* 完 *
[1] 據中國評論新聞網一則文章〈廣州民國日報：當年廣州生活的「化石」〉介紹：「從1923年創刊到1936年改組，《廣州民國日報》在13年的歷史中，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的機關報。」中國評論新聞網址：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3] 節錄〈宣言〉對時局的論述：「袁世凱即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為刀俎，而以人民為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為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國民政府，已為軍閥所控制，軍閥即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纏不已，以攫取利權，各佔勢力範圍。由此點觀測，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國內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即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為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為之剝奪，即經濟上之生命亦為之剝奪無餘矣。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後，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為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者漸致失業，淪為流氓，流為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至以其土地廉價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如此慘狀，觸目皆是，猶是不謂已瀕絕境乎。」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卷三(1921-1928)，頁2302。
[4] 節錄〈宣言〉有關扶助農工政策：「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鬭，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鬭也。」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卷三(1921-1928)，頁2303-2304。
[6] 林伯渠，原名祖涵，字邃園，1886年3月20日生於湖南省臨澧縣。林是雙重黨籍，清末已加入同盟會，孫中山組中華革命黨時，林祖涵已追隨加入。其後接觸共產主義思想，又加入共產黨。後成為中共重要領導人之一，與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合稱中共五老。
[9] 孫中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的演說〉，收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十卷，頁554-558。
[10] 孫中山說：「政府既是要解除我們[指農民]的痛苦，為什麼政府反向我們加沙田捐呢，這豈不是加重我們的痛苦嗎？」見〈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的演說〉，收入《孫中山全集》，第十卷，頁557。
[12] 孫中山有關農民運動的討論，除了8月21日在第一屆農講所學生畢業禮的演講外，較早時的7月28日出席廣州農民聯歡會的演說，入收《孫中山全集》，第十卷，頁460-467。編者註釋稱：這次聯歡會是由農民部召集廣州近郊農民(千餘人)及軍界代表共二千餘人，在廣州大學禮堂舉行農民聯歡會。
[13] 徐中約著，計秋楓及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上冊，頁52。本書多次重印，2010年是第九次印刷。原著為英文版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初版於1970年，多次修訂，2000年為第六版。
[15]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頁69。第一場童試，考試內容是朱熹註釋的四書，即《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第二場鄉試在省府舉行，考試內容出自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故此考生要熟讀古籍經典，但可不通時務。古語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徐中約說考生毋需有廣博的學識，相信是指對當代時事的認識。
[17]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頁70。書內列舉例子：「比如，全國每次只有25,089人有資格參加院試(即鄉試)。在這個數目中，直隸省所佔的比額最高(2,845人)而貴州省最低(753人)。」
[28]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收入《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101。本文又收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36。註：本書無註明編者。
[29]《中國農民》月刊，1926年元旦創刊，由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羅綺園主編，見何錦洲、蔡明禁合著，《首次國共合作時期廣東革命史》，頁109。 據中央農民部1926年10月11日做的〈本部工作報告概要〉，自1926年1月1日至10月15日期間，定期出版物有：一、中國農民月刊自第一期至第八期(每期五千份)；二、農民運動週刊自第一期至第十二期(每期一萬份)。本文收入陳登貴、江鐵軍合編，《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198-202。
[37] 侯楓，《彭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3)，頁20-21。蔡素屏是彭湃妻子，於1912年家庭為彭湃完婚。〈彭湃同志生平年表〉記錄了彭湃的生命歷程，見《彭湃文集》，頁338-366。據〈生平年表〉記錄，彭湃燒毀田契，是在1922年6月下旬。此時尚未成立「六人農會」，與侯楓所言彭湃在組織了農會後才當著佃農燒田契記載，有所不同。彭湃著《海豐農民運動》沒有記述燒田契一事。
[40] 彭湃寫的一份報告〈廣東農會之組織及經過〉有更詳細的會務計劃，留意並非全面推行：「各級執行委員會分文牘、會計、教育、宣傳、農業、衛生、調查、庶務、仲裁等部。其會務計十二項：一、防止田主吊田，以免農民生活不安及防止耕地不加肥料、工作，致生產日下。
二、遇歲歉或生活程度過高時，本會應體察情形，向田主請減租額。 三、會員如有發生爭執事件，由本會極力和解，以免訟累。 四、禁止會員吸食鴉片、賭博等事。 五、辦理各鄉農民學校、半夜學校、圖書報社、演說團及其他關於教育事項。
六、辦理農桑、塈荒、造林、改良肥料、種子、耕法、農具及其他關於農業事項。 七、辦理疏濬河流、湖塘、修築坡圳及其他關於水利事項。 八、辦理農民醫院、育嬰、養老及其他扶助事項。
九、調查農村戶口、耕地、收獲及其他農村狀況。 十、辦理農業銀行、消費組合及其他關於經濟事項。 十一、飼養耕牛，以供會員無力養牛耕作者之借用。 十二、辦理農團以防盜賊劫掠及保獲農業產品。第一、二、三、四、五、九、十二各項均已次第實行。」見《彭湃文集》，頁46-47。編者推斷此文寫於1923年9月。
[46] 參考〈第一屆至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簡介〉報告，國民黨推動農民運動的目的是：「一方固然是要求農民了解本黨之主義，使之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之奮鬭；而一方亦要使之明白自身階級之利害，起作自身階級利益之奮鬭；蓋必如是方能使之不斷的努力，以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本文收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頁74-75。
[47] 參考〈第一屆至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簡介〉，第一屆有女生2名、第二屆女生13名、第四屆女生7名。第一屆畢業女生高恬波(1898-1929)，畢業後成為農民運動和婦女運動的骨幹，在展覽館內有她的介紹。
[48] 〈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理經過〉，原載《中國農民》月刊，1926年11月第9期。〈第一屆至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簡介〉，原載《中國農民》月刊，1926年2月第2期。兩文獻收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頁67-111。據百度百科資料，這兩份文獻是羅綺園撰寫的。因「彭湃、阮嘯仙經常奔跑於廣東各地指導農民開展鬭爭。省農民協會的會務多為羅綺園處理。報告、宣言、文電多由他執筆起草。他擔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機關刊物《中國農民》的主編，還經常為廣東省農民協會的刊物《犁頭週報》和中共廣東區委機關刊物《人民週刊》撰寫文章，成為大革命時期著述較豐的人物。他在《中國農民》第2期刊登的〈本部一年來工作報告概要〉（記述了農講所第1至第5屆的辦理經過）以及刊登在第9期的〈第六屆農講所的辦理經過〉，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我不確定〈本部一年來工作報告概要〉是否即是〈第一屆至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簡介〉一文。
[52] 給學生的書籍中，有農民部編輯的《中國農民》月刊、《農民運動》週刊。還有國民黨的理論和政綱著作《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孫文主義討論集》、《中國國民黨之農民政策》等。還有《汪精衛先生演講集》則反映當時國民黨由汪精衛主政。我沒有看見展覽館展示這些國民黨書籍。一些展出的馬列主義的書籍，則在〈第六屆辦理經過〉文內沒有記錄，如《馬格斯資本論》、《工錢勞動與資本》、《共產黨禮拜六》、《勞農會之建設》。可參閱下頁的配圖。 《農民運動》週刊於1926年8月1日創刊。見陳登貴、江鐵軍合編，《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頁185。
[56]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頁293-294。在內地為內部發行書籍。原著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在1934-35年紅軍長征時，毛澤東帶領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帶領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小金會師後，因領導權問題導致分裂。後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與賀龍的紅二方軍會合再到陝西會師，自此鬱鬱不得志。在《我的回憶》的這段文章稱讚毛重視農民運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於中共的極大貢獻」。按理沒有偏幫毛澤東之意。
[60] 賈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國非營利部門戰略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頁63。賈西津是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研究中國第三部門。目前全國性的八個人民團體，分別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華全國歸國華聯合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合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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