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國文化碩士課程的一科「性別與近現代中國」的論文功課。完成於2011年12月13日 。]
中國古代學者推崇《易經》為群經之首，相傳伏羲畫八卦，周文王演周易。孔子(前551-前479)晚年學《易經》，傳說曾為《易經》寫序、繫辭，後世稱為《十翼》。[1] 其中《易經．序卦傳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由上古至先秦的傳統思想，即重視男女夫婦之道，列為人倫之始。古代視人生在世有五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錢穆(1895-1990)解釋「人倫的『倫』字，…兩個人以上始有倫，倫是人與人相配搭。」[2] 錢穆繼而解釋男女有別，是說一對夫婦要和其他夫婦有分別，這是人與禽獸之不同。[3] 此即「人禽之辨」。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刪《詩經》，去其重覆者，且選取可施於禮義教化的詩篇。《詩經》第一篇〈周南．關雎〉即是君子追求淑女的詩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孔子以〈關睢〉為《詩經．風》的第一篇，即重視男女情欲相愛的天性，然需約之以禮。這是社會人倫的基礎。〈關睢〉篇內有「窈窕淑女」一句重覆詠誦，是形容淑女是深閨的(窈窕)，至少是未出嫁時是深居簡出的。繼而「君子好逑」寫男子愛慕之心。詩篇有「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是行婚禮以正其事，隆而重之。結婚不只是當事人的私事，還有雙方親人也來見證，共同祝福淑女君子。現代社會學家費孝通(1910-2005)在《生育制度》一書，特開一節〈結婚不是件私事〉來討論：「在結婚前，男女雙方及其親屬所履行的各種責任，在我們看來，其重要性是在把個人的婚姻關係，擴大成由很多人負責的事，同時使婚姻關係從個人間的感情的愛好擴大為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4] 這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討論婚姻關係。
同時《易經．十翼》也演化出一套「天人合一」思想。天地生萬物，人類也是天地所生，是以「天理即人道」，繼而推演出人道要順應天理。在《繫辭上傳》開首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將自然界現象加上「尊卑、貴賤、剛柔」等人世間的社會價值觀念。天為陽，地為陰。天為上，地為下。天是主，地是從。以天地比喻男女，則男為陽、為上、為主；女為陰、為下、為從。即可見，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可追溯至《易經．十翼》的論述。
中國傳統思想有儒道兩家。道家學說是與儒家相對而互補的。道家經典《老子》也有受《易經》的影響，《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與《易經．序卦傳下》所說的天地生萬物有共通之義。《老子》非常有名的一章是〈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人世間的尊卑貴賤現象，是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結果，是與天道背離的，所以〈第二十五章〉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世要效法天道追求公平，不主張男尊女卑。道家的許多思想是與儒家相反的，例如「柔弱勝剛強」(第三十六章)、「強大處下，柔弱處上」(第七十六章)、「不敢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等。[5] 另一部道家經典《莊子》在〈人間世〉說：「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說子女之愛父母親、和臣子之事君主是天下之大戒律，是人生必然要事奉的，是無所逃逸的。《莊子》沒有說妻之事夫是大戒的。在上古至春秋時代，男尊女卑的觀念已形成，尚有道家的主張對男權的節制。
春秋戰國時代，士人週遊於各諸侯國之間，向各國君講說治國之道，沒有從一而終的觀念的。《論語．八佾》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受禮節約束。是以《論語．微子》說：「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子見魯國君主昏庸，喪失了君使臣以禮之道，便放棄魯國的官職，週遊列國。回顧古代亂世群雄並起時，士人有「良臣擇主而事」的傳統，如三國、隋末、元末等，此時是不講效忠的。
「三從四德」思想的淵源，可追溯至戰國末，法家《韓非子．忠孝》首次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亂。」[6] 這是「天尊地卑、男主女從」的論述推論至君臣、父子、夫妻等關係上，沒有孔子所說的君臣均有禮節約束的觀念。周代的分封諸侯制至秦漢時已終止，從此中國建立大一統的國家，政治權力集中在中央皇朝。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時，儒家董仲舒(前179-前104)提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7] 是把《韓非子》的法家學說帶進儒家，由「臣事君」進而成「君為臣綱」。將君權說成受命於天，臣子只有盡忠的義務，君主免了待臣以禮的約束。連帶地，以天人感應的推論，由君權推論至父權和夫權，都居於綱的領導地位，子和妻要守孝和守節的義務，與臣要效忠的從屬地位相同。由董仲舒起，中國確立了綱常禮教，影響後世直至清末。[8]
中國傳統文化對情欲的節制，有很多事例。如本文引述「齊人歸女樂」典故，說明齊國恐怕魯國在孔子主政下日漸強大，威脅齊國安全，是以送女樂(樂隊及歌舞女班)，使魯國君臣沉迷於聲色，荒廢政事。孔子勸說魯君不果，惟有辭官，放棄仕途，週遊列國。這則典故說明了人性情欲如不加以限制，是禍亂的起源的。西漢末，劉向(前77-前6)篇撰《列女傳》的目的，舉《詩經》、《易經》等經義，為了勸籲漢成帝劉驁(前52-前7)戒荒淫。[9] 當時已是西漢末期，社會動盪，流民起義，政局不寧。漢成帝卻是荒淫昏君，最後縱慾身亡。[10] 漢成帝死後不久，西漢亡於王莽(前45-23)，國家大亂，然後再有光武帝劉秀(前6-57)建立東漢。這些都是歷史教訓。
道家對人性欲望也是持節制的主張的，《老子．第十二章》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如人欲不受限制，會使人心發狂。故此人性的欲望要受節制。佛教在東漢末傳入中國，南北朝漸漸多中國人信奉。佛教教義有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也是限制人性情欲的。
佛教傳入中國後，經歷魏晉南北朝，至唐代大盛。在魏晉時代，道家學說與佛教有相似的地方，文人以「有生於無」的《老子》經典來理解佛教的「性空」說，故文人亦有研習佛道兩家學說。此時期道教也發展起來，成為中國本土宗教。唐代皇帝姓李，尊崇道家始祖李聃(生卒年不可考，傳與孔子同年代)，抬高道教經典。[11] 唐代是儒釋道三家並立的，儒家學說失去道統地位。
此外，中國傳統的《詩經》《楚辭》等，有「比、興」的寫法，以物喻人，如以春風喻皇帝，以松竹喻君子，以惡物臭草喻奸臣。比興寫法可見於屈原的《離騷》、東漢末的《古詩十九首》等。唐代的詩人士大夫不為皇帝所用而受貶謫，為表示忠於皇帝，常作詩以貞節婦女自喻，頒望與夫君(暗喻君王)重會。如唐代詩聖杜甫(712-770)作詩〈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
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此詩是寫絕代佳人不幸被遺棄，夫君另結新歡，但佳人仍守貞節，以日暮倚修竹喻守節(以竹節喻氣節)。明代人王嗣奭(1566-1648)賞析此詩說：「此先生自喻之詩，自古賢士之待聘於朝，猶女子之待字於夫。」不得意的士大夫以貞節女子自喻，也推動了婦女守節是婦德，功德有如忠臣的思想了。
唐代由盛轉衰，源於唐玄宗(685-762)竉愛楊貴妃(719-765)，任用其堂兄楊國忠(?-756)為相，政事趨腐敗，後有安史之亂。晚唐是藩鎮(即現代的軍閥)割據的亂世。演變至五代十國時代時期，天下大亂，武臣專權；文官變節，不以為恥。[12] 宋太祖趙匡胤(927-976)發動陳橋兵變，代後周稱帝，建立宋朝。錢穆說宋代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13]
宋代為免軍人專權，推行重文輕武政策。儒家學說再受重視，以轉變唐末五代時士人失節風氣。宋代儒家學者重新解說傳統儒家學說，重整倫常秩序，繼承上古時代的道統。[14] 然而，宋儒重整倫常秩序時，對人性情欲採取壓制的態度。由上文分析，我認為古代是節制情欲，由宋代起是壓制情欲。
宋代儒家提倡的女德，即是提倡「三從四德」觀念。女子守婦道，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15] 由漢代的「夫為妻綱」再演化出「女子三從」，夫死後婦女要從子守節，不改嫁。宋代初年還未形成婦女守節風氣，如宋初學者范仲淹(989-1052)，就是一窮苦的孤兒，其母攜之改嫁。[16] 自北宋中期起，先有儒家學者程頤(1033-1107)主張：「女子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17] 至南宋朱熹(1130-1200)更是宋代儒家(後世稱理學家)的集大成者，[18] 他說：「天理人欲，不容並立。」[19] 程、朱二人提倡女性守節主張，對後世影響深遠。美國學者伊沛霞(Ebrey, Patricia Buckley, 1947- )在其著作《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說：「宋朝吸引學者的原因在於它是婦女的處境明顯地趨向變壞的時代。有關的情況是纏足更普遍，再嫁受到更強烈的限制。」[20] 現代學者蔡尚思(1905-2008)評論宋元明清四代是中國禮教思想變本加厲的時代。[21]
中國婦女纏足始於唐末五代，成為風氣則由宋代起。朱熹為漳州地方官時，嚴令婦女纏足。[22] 從此以後，至清末民國時期，婦女纏足風氣盛行。明朝推崇朱熹學說(理學)，科舉考試要以朱熹注的四書為據。《朱子家禮》成了禮教標準。[23] 至明朝後期又發展出「女子無才便是德」觀念。[24]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主將魯迅(1881-1936)是由母親包辦婚姻，和朱安(1878-1947)在1906年成婚，是傳統社會下「父母之命，媒勺之言」的包辦婚姻典型。朱安既是文盲兼且纏足的，是完全受傳統禮教約束熏陶的女性。未遇到許廣平(1898-1968)談戀愛之前，魯迅慨嘆說：「愛情是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25]
歷代節婦數目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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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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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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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
漢
|
魏晉
南北朝
|
隋唐
|
五代
|
宋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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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清
|
|
節婦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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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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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29
|
32
|
2
|
152
|
359
|
27,141
|
9,482
|
《老子》說「反者道之動」，過份壓制會引起反抗。明清兩代有不少學者反對傳統禮教對情欲的壓制。如主張男女平等者，有李贄(1527-1602)、袁枚(1716-1798)。[28] 強調情感的重要者，有朱健(明朝)、洪亮吉(1746-1809)等。[29] 清代著名小說《紅樓夢》，是作者對傳統禮教壓制情欲的反抗，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稱之為清之人情小說。至清末西學傳入中國，維新變法，梁啟超(1873-1929)和許多接受新思想的學者提倡女學，知識份子提倡戒纏足，接著有五四新文化運動，衝擊傳統禮教。至1949年共和國成立時，傳統禮教制度終於土崩瓦解。
* 完 *
[1] 孫振聲，《白話易經》(臺北：星光出版社，2008)。頁7：「『翼』是助，輔助闡明『經』的意思。計有『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十篇。」 頁8繼續說：「『十翼』的論點，前後多有出入，甚至有抵觸的部分，不可能出自孔子一人的手筆，可能還包含孔子弟或後世的著作在內。」
[5] 現代學者蔡尚思說：「先秦諸子百家和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多言女性和主張女性化者莫如《老子》一書。」蔡尚思列舉《老子》書內尊崇女性語句，如：「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知其雄，守其雌」。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香港：中華書局，1991)，頁47。
[6] 《韓非子》一書，由韓非(約前281-前233)著。
蔡尚思指三順說「是韓非由儒家荀子聽來的」，可追溯至孔子的三正說。見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頁56。
孔子說三正，出自《大戴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見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頁7。 我不同意蔡尚思的見解，三正與三順的含義有明顯的不同。
[9] 事實上，《列女傳》最後一卷〈卷七 孽嬖傳〉所載者是無行女性配淫亂昏君，導致國破家亡，這篇首三則歷史故事是〈夏桀末喜〉、〈殷紂妲己〉、〈周幽褎姒〉。所以《列女傳》是列舉歷代女性事蹟，有譽有貶，作為後世警誡。現代有人把《列女傳》寫成《烈女傳》，是不正確的。
[11] 據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課程編《中國文化導讀》：「唐玄宗時代設立了崇玄學，又將《老子》、《莊子》、《列子》、《文子》列為考試內容，稱為道舉。唐玄宗還親自注釋《道德經》。」見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中國文化導讀》(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頁335。
[12] 文官變節的典型人物是唐末五代人馮道，生於唐僖宗年代(882)，卒於後周(954)。錢穆著《國史大綱》說：「馮道歷事五朝八姓十一君，當時群尊為長者。死年七十三，談者美之，謂與孔子同壽。亦以道能周旋有所存濟也。…世運至此，何可更以節義廉恥責當時之人物。」見錢穆，《國史大綱》(香港：商務印書館，1989)，上冊，頁388-389。
[13] 錢穆將中國歷史劃分為古代、中世及近代三個時期：「中國歷史，應該以戰國至秦為一大變，戰國結束了古代，秦漢開創了中世。應該以唐末五代至宋為又一大變，唐末五代結束了中世，宋開創了近代。晚清末年至今又為一大變，這一大變的歷史意義，無疑是結束了近代，而開創了中國以後之新生。」見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北：蘭臺出版社，2001)，頁1。
[16]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頁8。 另：董家遵著《中國古代婚姻史研究》，有一章節專寫〈五代及宋初寡婦的再嫁〉，見董家遵著，卞恩才整理，《中國古代婚姻史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頁270-272。
[17] 出自程顥、程頤著〈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二下〉，原文：「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收入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一冊，頁301。朱熹與呂祖謙合著《近思錄》，將程頤此說收入〈卷六 家道〉內。
[19] 朱熹《四書集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朱熹注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矣已」。
蔡尚思指「朱熹數十年中，開口閉口都是天理人欲不兩立」，見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頁112-113。
當代學者蔡方鹿(1951-
)認為朱熹所說的「理欲觀」是反對人的私欲，私欲是指一味追求物質享受及個人利益。人的生存所需的「飢食渴飲」是天理所然，不是私欲。這與蔡尚思有不同意見。參閱蔡方鹿，《朱熹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頁120-121。 無論朱熹原意如何，後人按「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字面解釋，壓制人性情欲，影響深遠。
[20] 伊沛霞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5。原著英文書名是 “The Inner Quarters –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22] 蔡尚思指朱熹「以婦女纏足雖不良於行，但對婦女貞節大有益處，因而嚴令婦女纏足。…可說美觀與體教結合起來，主要還是禮教。」見蔡尚思撰〈婦女守節與纏足的關係〉，收入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頁113-115。
[23] 張壽安：「伊沛霞和小島都指出朱子《家禮》在明代獲得普遍實踐，雖然屢經改編，並在禮典上滲入佛道儀式。…我們仍能觀察出程朱型態的儒家禮教思想透過昏喪冠祭之儀典，傳達並貫徹著上下尊卑貴賤內外的禮教秩序於民間。」見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4-15。
[26] 董家遵著，卞恩才整理，《中國古代婚姻史研究》，頁246。作者是根據《古今圖書集成》，「該書《閨媛曲》第四十五卷至一百一十四卷為《閨列傳》，第一百一十九卷至二百九十卷為《閨節列傳》，共300余卷，分裝數十巨冊。」見此書頁245。需注意《古今圖書集成》在雍正年間成書，即清乾隆至宣統各朝節婦數字未計入統計。本文引述的數字，尚未包括「以死殉夫的烈婦」統計。
[28] 蔡尚思介紹，李贄主張男女二元論，兩性平等，自由戀愛，反對婦女守貞。袁枚認為有情欲才能為國治天下，「人欲當處，即是天理」，女子應當有學問。見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頁121-123，及頁1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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